生存了五十六年后，江阴布道站的终结不仅对在华的南方长老会传教士们而且对他们培育的在华的基督教社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还意味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坚实关系，不仅是人际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教会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布道站与美国本土资助者之间的关系，都告一段落。江阴布道站的成长故事叫人们不得不考虑到上述的关系以及这种关对塑造美国本土的赞助机构和赞助群众的宗教生活和有组织的捐赠行动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机构是南方基督教长老会，慧明顿第一基督教长老会教会和慧明顿基督教长老会妇女后勤部。
像其他新教教派一样，南方基督教长老会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把中国作为开辟传播基督教福音的中心地区。教会募集资金战略于1902年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年轻的基督徒们发起了“前进运动”，赖斯 莫菲特和约翰 莱顿 斯图尔特也跻身其中；莫菲特后来作为传教士在江阴工作了几十年，约翰 莱顿 斯图尔特后来成为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
学生志愿者运动招募他们俩去参加传播福音的工作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搁浅了。他们发起运动的目的是激励教会，社会团体和个人为了特定的布道运动，特定的布道站或这个领域类似的工作乐意承担起援助的职责，他们希望用这种赞助和被赞助之间个性化的方式来募集到更多的资金。
1907年，南方基督教长老会的基督徒们愿意承担特定地区的布道工作的责任时，他们还采取了一个“布道平台”，包括创立了该教派第一个“普通信徒布道运动”来募集资金，并发布公告号召该教派内所有的教会组织都挑选一个特定的海外布道区域作为他们专门资助的对象。慧明顿基督教第一长老会响应号召，他们要求并被指定为江阴布道站募集资金，慧明顿长老会教会中的一位成员，乔治 沃思从1897年开始就在江阴开展传福音工作了，而且在1904年慧明顿长老会的妇女后勤部已经同意资助乔治 沃思在那里的医疗服务工作了。也就是说，教会的基督徒们保证募集7,000美元援助江阴布道站。到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们认捐的数目已经升到10,000美元. 最终詹姆斯 斯普鲁特捐于1909年出了大笔馈赠中的第一笔款项来赞助江阴的教育事业。
就这样，到了1909年为止，在江阴所有教会机构工作的大多数传教士工资资金若不是来源于长老会妇女后勤部就是来源于第一长老会教会和它的教友们。凭借着这种“特殊关系”，大约60万美元从慧明顿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入江阴传教士们的手中，直到1951年布道站关闭为止。基督教第一长老会的教友们把江阴布道站认作他们的“精神儿女”，并且以母亲般的自豪和关心注视着江阴布道站的成长。他们把江阴布道站和那里开展的工作的传教士们视为他们自己布道工作的延伸并且通过每年的捐赠积极参加江阴的布道工作。正如安娜 塞克斯所写的那样：“我们知道你们的心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的宝贝在那里，你们的心就在那里’”。
基督教第一长老会教会每年捐助中大部分的资金用来支付江阴传教士的全部或部分工资。江阴礼拜堂主日公告栏上总是登载着慧明顿基督教第一长老会教会和它的教友们在这个方面所资助的外国和中国传教士们的名单。从1903---1908年，哈顿夫妇接受了资助，1908年他们调到其他布道站去工作了。只要江阴布道站来了新任命的传教士，第一长老会教会就会提供他全部或部分工资的资助。1908年以后，利特尔夫妇，莫菲特夫妇，阿里森夫妇，安娜 塞克斯和她的女儿，黎姐妹俩，艾达 奥宝， 丽达 乔罗尔曼，威廉 康宁和中国的助手们都接受过慧明顿教会的资助。乔治 沃思和他的家庭由乔治父亲建立的捐赠基金全额资助，不过当他们的孩子查尔斯 沃思和露丝 沃思长大并在江阴成为传教士时，第一长老会为他们提供了工资。他们的工资来源主要是詹姆斯 斯普鲁特所承诺的赞助。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长老会教会又恢复了对仍在江阴工作的阿里森夫妇工资的全额资助，同时对在中国另外一个布道站工作的查尔斯 沃思也提供了全额的工资资助。
第一长老会教会的记录提供了每年向海外布道社团捐款详细的账目明细：所有这些记录都是提供给江阴传教士们的专用款项。
（见下面账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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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 1,342 1927 $ 18,696
1903 626 1928 17,499
1904 1,387 1929 15,626
1905 1,602 1930 15,513
1906 1,610 1931 14,551
1907 2,216 1932 14,440
1908 3,381 1933 13,809
1909 11,483 1934 12,517
1910 22,009 1935 15,400
1911 14,448 1936 10,278
1912 18,279 1937 13,637
1913 15,459 1938 13,544
1914 28,654 1939 3,280
1915 17,341 1940 2,935
1916 16,769 1941 2,336
1917 23,855 1942 2,209
1918 12,044 1943 2,386
1919 13,782 1944 3,170
1920 15,450 1945 3,682
1921 18,493 1946 4,145
1922 15,420 1947 3,738
1923 18,945 1948 7,295
1924 27,005 1949 4,967
1925 19,018 1950 5,224
1926 20,227 1951 4,916
总计：$ 56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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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清楚地反映了从1909年起，第一长老会把资助江阴布道站视作自己特殊责任，詹姆斯 斯普鲁特通过慧明顿第一长老会教会为江阴提供的援助。詹姆斯 斯普鲁特加入到了赞助海外的运动中。他通过教会捐赠的资金也包括在上面的账目的总数中，他捐赠资金的全部数目都提交给了位于纳什维尔的PCUS海外布道执行委员会，最终也都捐赠给江阴布道站了。这是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些援助的意义巨大，因为布道站正处于扩展期。不过，1927年南京事件以后，扩建工作逐渐缓慢下来了，因为就在华开展布道运动是否稳妥，是否出成果传教士们产生了怀疑。1938年以后，由于詹姆斯 斯普鲁特中止了赞助，捐赠的数量发生了急速的滑坡。
詹姆斯 斯普鲁特，基督教第一长老会的长老，是美国南方诸州中最富有的商人之一。1852年他从苏格兰来到北卡罗莱纳州时，还是个少年。1865年 ，他才19岁，就随父亲亚历山大进入棉花贸易商行，做起了生意。1884年，他父亲去世时，詹姆斯和他的弟弟威廉接管了家族企业。在世纪交替的时期，他们把家族企业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棉花出口贸易商行。1924年，当地的一家报纸声称“25年以来，亚历山大 斯普鲁特父子贸易商行做成了慧明顿百分之九十的口岸贸易生意。”到了1908年，他的贸易商行每年从南卡州，北卡州和佐治亚州115个内陆棉花基地的棉农那里购进大约50万包棉花，把它们运到慧明顿，接着在斯普鲁特开办的工厂再进行压缩打包和储藏，最后由公司包租的远洋轮船把它们运输出口到英国和欧洲众多的代理商那里去。
这些生意不仅使詹姆斯 斯普鲁特变得非常富有而且，据他同时代的人评价，他轻而易举地在南方的商圈中脱颖而出，除此之外，他还把慧明顿口岸建成了南方最大的港口之一，让整个地区的商业界统统得到实惠。他还邀请上层名流，其中包括在1919年 邀请威廉 塔虎特总统到他家去做客并且享受着殷勤而又豪华的款待。
斯普鲁特家族成员和第一长老会教会保持着重要的联系，他在教会里面担任职务，慷慨解囊，维持教会工作的开展并使其不断地发展。詹姆斯 斯普鲁特教会里亲密度朋友之一是牧师的儿子，年轻的汤米 威尔逊，后来威尔逊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通过教会，詹姆斯开始资助长老会教会在华的传教士们，其中包括资助他的另一位朋友：在江阴工作的乔治 沃思。
1908年是斯普鲁特和他的出口商行处于事业的顶峰时期。J.甘贝尔 怀特，基督教捐赠布道运动的常务秘书长，曾经连续三天在位于慧明顿海滨的斯普鲁特的豪宅作客。在此之前，怀特周游全国寻求从杰出的企业家那里为海外的布道运动每年募集到100万美元的赞助。这次拜访之后，怀特问斯普鲁特是否愿意承担秘书长每年4000美元薪水的资助职责。怀特在印度作传教士时，蒙特利尔的一个家庭资助了他长达10年的薪金。怀特认为这样的安排“为当事的双方都提供了不寻常的满足感。受资助者觉得这种方式让他获得了特殊的个人利益，同时他为资助者祈祷，如果他所受的资助来自于广泛的捐赠，他就不会产生这样特别的感觉也就不能做些什么事来回报他的资助者了”。斯普鲁特欣然接受了这个委托，他很快地核实并了解到怀特是位杰出的布道领袖身份之后，甚至还追加了每年1000美元作为他旅行的费用。。斯普鲁特一直资助怀特直到他1915年从事了其他的职业为止。
通过怀特和他的基督教捐赠布道运动，斯普鲁特用他自己的话说“视野开阔了。”并且根据这么一个观念，即人是上帝部分财富的终身保管者而且为了支持上帝的事业有责任明智地使用部分的财富。他开始了“管理生涯”。斯普鲁特于1909年开始了他的“管家生涯”，他担负了江阴教育事业的赞助职责。他对江阴布道站的工作很感兴趣但是对不适当使用和管理捐赠资金的任何迹象都很警觉。1919年，他和第一长老会教会海外布道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写信给位于纳什维尔的海外执行委员会询问有关1919--1920财务年度向江阴拨款的情况。他们发现纳什维尔的记账方式混乱，他们不清楚分拨到江阴教会的$10,000配额是否满足那里的需要，或者江阴教会是否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如果需要额外的资助，他们乐意为海外布道站增加每年的预算无论规定的配额是多少，基督教第一长老会教会在接着十年代捐赠确实是增加的。
两年以后，斯普鲁特对纳什维尔执行委员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因为他们削减了江阴布道站传教士的力量，使得布道站的工作力不从心，据他估算，剩余的神职人员从1919年初起，不得不超负荷工作。斯普鲁特肯定会看到，在第一长老会教会主日公告栏里，印载了来自江阴的来信，在信中传教士们抱怨外国传教士们人手不足和医疗设备不够。其中一封信中，乔治 沃思极度悲观和难过地讲述着江阴人事方面的状况。
你知道吗 长江以南华中布道团属下的三家医院三年前共有三名医生和三名护士，可是如今只有三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想一想这三家医院在如此的状况中怎么能开展医疗服务？据我们了解到的美国本土的信息，他们没有为中国地区签约一名医生或护士，尽管事实上成千的医生护士从战场返回。让我们传教士们困惑的是为什么美国本土的海外布道当局似乎没有作出巨大努力来争取许多这样的医生和护士服务于布道工作。。。在传道领域我们比五年前减少了六位传教士，工作量和责任心却增加了，而且刚加入我们队伍的新手们还不能弥补因死亡，健康状况恶劣或由于工作需要调到其他布道站点所带来的损失。其他教派的教会组织好像为了布道事业不遗余力地工作，可是我们没有听说过我们的教会 (PCUS) 正在做什么。
1921年冬季，斯普鲁特从他的侄子那里了解到了江阴的情况，他的侄子刚在江阴度过两周。年轻人注意到了那里人员匮缺的问题---正常的14人编制的小分队只剩下了6人---更让斯普鲁特吃惊的是，他的侄子说，乔治 沃思因为缺少了X光机而不能顺利地开展医疗工作。他的侄子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人知道好医院里都配备X光机，于是许多人到上海去求医从那里的X光机中获益。”在给教会牧师的信中，斯普鲁特愤愤不平地写道，“一个没有水塔的医院，一个没有X光机的手术室，就我而言，似乎反映出我对我们教会的所作所为极度的失望。”他威胁要中止“我对海外布道运动捐赠的礼物如果在我们教会的直接管理下却不能开展更好地工作的话。”显然，斯普鲁特不知道绝大多数在华的教会医院状况都大同小异，如果状况不是更糟糕的话。
收到了乔治 沃思一封多少有些激动人心的信，汇报医院成就后，斯普鲁特对他对江阴布道站投资的担心平息了，虽然医务人员在减少，新的签约人员很快要来了。他回信沃思重申了他信赖上帝”能够利用少数人完成多数人的工作。。。如果发生在布道站的那些困扰你的不利条件显现出了我们 神所赐的的大能的机会，我们必须感谢 神的大智慧，这种智慧回应了我们祈祷的目的，而不是我们现实的恳求。”在一个更加世俗的层面上，斯普鲁特表达了他的欣慰“通过重新调整和人员的变动，你和艾玛俩从来没有放弃你们坚守和投身于福音传播的初衷。”，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如果熟悉和亲密的朋友负责的话就更令人放心。
对于布道站管理上短暂的疑惑并没有动摇斯普鲁特对布道站运动的承诺，在他的余生仍旧是一位慷慨的赞助者。伊拉 利特尔曾经写道，“和詹姆斯 斯普鲁特相比，圣诞老人在江阴的名气一点也不大。”他在1919年伯明翰大会上作出了资助布道运动的重大决定以后的十年间，斯普鲁特估计他为江阴布道站资助了5万美元，这或许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在他捐出了第一笔1万美元的礼物之后，他每年通过第一长老会教会捐赠3000--5000美元，他还慷慨地履行特别的请求为医院设备和扩建捐助5000美元；当男校和女校需要扩建时，他分别为女校提供300美元赞助，为男校提供10,500美元的赞助。1919年他又把10,000美元作为个人的礼物馈赠给了新婚的的赖斯 利特尔，她是斯普鲁特的侄女（他弟弟亚历山大的女儿）。1923年，他又承担起赞助查尔斯 沃思 （乔治的儿子）和他的新婚妻子的责任当他们成为江阴布道站的神职人员时。没有如此的财政援助，（一年大约2000美元），海外布道团董事会就不会任命他们夫妇为传教士了。1924年斯普鲁特为江阴的神职人员再建了一幢住宅提供了7，000美元资金，这幢住宅以他的母亲命名，这也是他做的最后的慈善行为之一。
1924年7月9日，詹姆斯 斯普鲁特去世了，但他的善举仍然在继续。1921年他以他自己的名义创建了慈善信托基金；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把遗嘱修改附录补充到他的基金中为江阴布道工作提供慷慨的资助。他指示每年从基金中提取供给江阴布道站10,000美元，按季度付款，在他去世后连续发放20年。可是这些资助持续到1938年，指示慈善信托基金的受委托人告诉第一长老会教会由于基金中证券的不良表现妨碍了资助资金的继续支付。牧师们抗辩道距离斯普鲁特设定的提供资金的终结时期还差6年，可是基金委员会缺乏现金，无能为力。事实上，为了继续支付捐赠的资金受委托人已经贷款给基金委员会好几年了。
随着这些基金资助的消失，教会赞助江阴的资金大大地减少了。从193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平均每年的资金不到3000美元。战后，鉴于期待江阴布道站的重新开放，教会的捐助增加到了一年5000美元，但是和1909--38年5位数的捐赠资金相比悬殊仍旧很大，当时来自斯普鲁特的金钱装满了保险柜。
江阴的传教士们花费十二分努力讨好美国本土教会以求得援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华继续工作就需要依赖本土教会的支持。在江阴，和在其他的布道站一样，发展个人和本土教会之间的联系的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通过例行的书信往来。布道董事会要求所在地区的传教士代表们至少每个季度汇报一次，然后董事会复印这些信件并把它们按着大量的需要邮寄名单流转寄发，这些名单中包括：不同的教会机构组织和关心布道运动的个人。根据一位调查者的估计，位于纳什维尔的南方长老会布道通讯部寄往中国传教士个人和机构团体的信件大约有12万封，其中大多数的信也许有多达10位其他读者阅读过，因此南方长老会布道信件涉及到的读者估计超过了一百万人次。
在这些汇报信件中，传教士们经常涉及到具体的个人，这个人皈依了耶稣基督，或登记成为了慕道人或者传教士以其他的身份和他打交道。传教士们用这种方式了解到了真正的中国人的形象，一群渴求得到承认和满足他们需求的中国人的形象而不是一大群无个性的中国人。这些布道信件或许是最有功效的传播媒介在美国本土的读者面前展现了在中国人的个性化和布道工作的人性化，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让他们也意识到世界范围内的福音传播也和他们有着利害关系。在1920年4月的长信中，弗吉尼亚 黎详细地叙述了她出席的一次中国的庆祝活动并对中国人的性格作出了敏锐的洞察，在她信的结尾，弗吉尼亚 黎写道，“这就是我希望你们得到的感悟。”
江阴的传教士们，和其他布道站的同人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写信。除了那些寄往纳什维尔布道通讯部的信函之外，他们还把布道站的新闻报道寄给PCUS在华或美国的期刊，如“信使”，“传教士”，“传教观察”和“长老会调查”等，以及普及的传道出版刊物“华夏记录者”；他们还和朋友，亲戚，美国本土的资助人（如，詹姆斯 斯普鲁特）保持着个人的书信往来。不过，最重要的是保持着和慧明顿的“特殊关系”，沃思每半年向慧明顿长老会妇女后勤部寄上一份汇报，每周寄给第一长老会教会一封例行的信函。
通过这些不同的通讯渠道所传达的信息经常重叠，但是写信人着眼的重点和精细的程度不尽相同。当然，个人信件涉及到传教士们在华的家庭生活。沃思夫妇在他们给妇女后勤部的信中主要谈论医院的事务。不过，整体而言，这些信件提供了丰富的布道站的信息，无论是站内工作抑或（休闲）各方面的信息：如江阴地区基督教传播的进展；中国基督徒和中国基督教同工个人的故事；布道站和当地社区的关系；本地区社会和政治状况以及当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活动。简而言之，这些信息为收信人（也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幅关于江阴布道站以及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全面而又亲切的画面。
作为对这些通讯的最终评价，应该指出，和其他在华的外国机构相比，传教士们处于最佳的位置观察中国人民的活动和态度。传教士们工作的性质促使他们走出条约港口城市进入中国的小镇和乡村。而且，他们和政府或商务代表也不同，传教士们打算长期逗留在中国的。20年代和30年代时期，新教传教士们平均都有在华工作13年的经历而且能够熟练地阅读和说汉语。在这方面，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和富有启发性的例子。1936年在江阴，乔治 沃思躺卧在临终病榻上，他和他的女儿露丝作最后一次交谈时，使用的绝大部分都是汉语。可以公平地说，在华的传教士们是最博学，最具洞察力的外国观察者。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通过他们才对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有了第一手的，也许是最持久的印象。有一段时期，美国的公立学校禁止把非西方文化的学习纳入课程表内，于是教会提供了重要的教育讲坛，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可以来学习有关中国的定期课程，布道领域的传教士代表们亲自教授这些课程。
第一长老会每周都能收到来自江阴布道站的信函，它是由不同的传教士轮流执笔写成的。1940年早期寄出去的信函是由哈顿牧师和沃思医生执笔写的。他们详细汇报了在江阴布道站工作的情况。在那一年，这些信件都完整地刊印在本土教会的宣教手册上。到了1908年，长老会教会指定江阴布道站作为它特别资助的对象，信件的全部内容或段落节选定期刊登在主日礼拜的公告栏上---定期刊登，以致于某一期缺少了江阴的来信就会引起一阵议论。1908年到1930年之间，平均每年都有20期主日公告栏上都刊登来自江阴的新闻或者复印的来信。教会一年推出8个月的公告栏（10月到第二年5月或者有时到6月），教会的众信徒们都期待能够阅读到这些来信，这些来信来自于他们为之祈祷的特定目标，也是在教会活动期间他们一个月的两或三个主日里为之募捐的特定目标。有时候，这些信件在主日礼拜向全体与会者宣读而不再登载在公告栏上面。
江阴的传教士们办事认真负责，尽量让本土信众了解到布道站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们在站里张贴了一份工作计划表注明轮到某某人执笔写信。1922年，第一长老会教会任命了一位新牧师时，赖斯 莫菲特写信重申“我们在江阴的全体神职人员都高度评价与慧明顿教会的关系，甚至我们常常在这里被人评论说我们太为它骄傲了。像从前一样，与慧明顿教会形成一个团契一直是我们莫大的恩典和殊荣。而且我们获悉你们的祈祷和祝福一直伴随着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不，也是你们的工作，这真是令人鼓舞的事情。莫菲特继续向新牧师保证他们将继续每周寄送信函和教会需要的其他额外的材料（包括地图，图片，特别报道等等。）在江阴传教士们已经寄回国的物件中包括一面镶着流苏的红蓝丝绸彩旗，上面绣着“伟大的美国布道协会”几个汉字；一张鸟瞰整个江阴地区的地图，慧明顿海外妇女布道协会在一次聚会时曾经展示过这张地图的；布道站建筑的照片和中国基督徒组织的照片，用牧师的话来说，“使得那里开展的布道工作更加真实，更加明确。”；还有的是古玩珍品。这些古玩每年展出或拍卖以便募集到额外的资金。特别的“江阴之夜”和“传教士日”在慧明顿教会定期举行，显示本土教会对在华布道站工作的特别关注。
源源不断的收到江阴布道站的来信和其他的物资可以提醒美国本土教会的信众们对在华福音传播工作应尽的义务。尽管他们接触的并不频繁，回国休假的传教士们和本土教徒之间的个人接触也能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不是更大影响的话。在这些场合中，通过传教士们个人的现身和与本土群众的互动，让他们在华的传道工作成为了可接触和知晓的现实。美国本土的支持者可以和他们海外的传教士代表们面对面地讨论布道中出现的问题和碰到的机遇。传教士们回国休假期间往往和在江阴工作一样地要投入许多精力和时间。1921年，纳尔 利特尔的父亲汇报说纳尔和她的丈夫，专门回国养病的赖斯却“像他们在中国一样，常常在忙碌，尽自己所能去传道。”
传教士们带回国的照片和电影胶卷丰富了他们举办的讲座。1911年，在他早期的回国休假中，乔治 沃思借助“幻灯片”在第一长老会发表了一次演说。1935年，沃思沃思准备了宣传江阴的投影仪照片和一部电影并于1936年向众多的观众展示了他和女儿露丝一起在乡间巡回布道的旅行。几年后，为美国本土的教育事业制作的一部由4个胶卷组成的电影在江阴拍摄完成。胶卷中不仅展示了江阴城里的中心布道站和农村的布道分站开展福音传播的情况，而且记录了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例如水稻耕作，饲养春蚕，运河交通，战时赈灾救济活动和街市风景。
乔治和露丝 沃思夫妇并不是1936年唯一在美国休假的江阴传教士。那年春天，第一长老会教会以东道主的身份招待了赖斯和纳尔 利特尔夫妇，嘉莉 蕾娜 莫菲特和玛丽恩 威尔科克斯---还有查尔斯和格蕾丝 沃思夫妇，（他们先前在江阴工作过，）当时已在杭州布道站工作了。在4月27日---5月3日的培灵布道周中，这些传教士们利用各式各样的平台激发听众对他们在华布道工作关切和支持。每个工作日，就有一位传教士在晨祷会上做一个10分钟的默念；乔治 沃思下午向妇女后勤部发表了演讲，多年以来妇女后勤部始终支持着沃思主持的江阴教会医院；在周三的全体信众参加的聚会上，教会方面举办了招待会向传教士们表达敬意。5月3日礼拜天的“海外布道日”将这一周的活动推向了高潮。江阴的传教士们在主日学校演说。数量相等的大批回国休假的传教士在1922年和1929年也相聚在第一长老会教会。但是一般情况下，一次只有一到两位传教士到场。无论休假的人数多或者少，休假的江阴传教士们很珍视去拜访他们称为“母亲教会”的机会，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对他们这些依赖募捐赞助的教会机构来说，和本土教会维持好个人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江阴的传教士中间，乔治 沃思在第一长老会教会的信徒心中和祈祷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和他的妻子是在慧明顿教会里长大的，而且成为了第一批赴海外的传教士。1895年7月31日，在他们启程赴中国前夕，沃思夫妇就在第一长老会教会的礼拜堂举行了婚礼，第二天在礼拜堂举行了告别聚会上，他们受到了教们的尊敬；8月2日，大批的亲朋好友到车站为他们送行。一位宗教历史学家评论道，“正是通过了沃思医生的影响第一长老会教会才发展了对江阴及其周边地区布道工作的责任感。”因此，作为长老会教会100周年纪念庆祝的部分，乔治 沃思应邀就海外布道工作发表演说也是恰如其分的。
美国本土教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对维系海外传教士们的士气和热情是必不可少的。1922年，在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前夕，莫菲特夫妇写道，
和家乡教会最近的接触带给我们今后工作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启发。教会里普通基督徒们视野开阔的服务意识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我们的信徒们不仅以史无前例的形式捐款而且无论老少都积极投身其中，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个人的精力去指导拯救灵魂的事业，这是最富有成果和最令人愉快的事业。为此，我们感谢上帝，而且回到中国后，代替你们，在宣教活动中勇往直前。
正如布道站的例行信件让本土人民了解布道站的情况那样，传教士们也如饥似渴地阅读来自家乡的来信了解他们亲友的消息。这样的通讯有助于他们保持私人和文化上的维系。乔治 沃思充满感谢之情，动人地写给他的侄女说她的来信好像“跨越大海的手，环绕地球的爱。”
慧明顿“母亲教会”和她的江阴”精神女儿“之间密切的关系对彼此双方都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扶持海外布道站和目睹它规模的扩展以及它的重要性的增加赋予本土教会一种目标感，有时候也是对本土教会的挑战。布道站的例行信件中总是汇报江阴地区慕道人数的数据和“信德考试”之后，新登记的教会人数的数据。这些数据可用来激发本土教会的信徒们作出更大的努力。在一份1909年 的公告栏上，礼拜堂的牧师对来自江阴的最新消息，补充了下面经过观察后作出的中肯评论：
1）14年前，他们身处异教徒中，开始了布道工作，当时没有一名基督教徒。今天，已发展了431名基督教徒。我们这所教堂开始于1817年，如今有教会成员683名。
他们有9名候选人希望成为牧教人员；我们的教会，在长老会的管理下，没有一名牧师候选人，虽然有三名打算成为从事牧教的候选人。
同样地，江阴的传教士们定期地收到美国本土寄来的有关教会的新闻简报。传递给中国当地的基督徒们他们“母亲教会”的新闻，讲述美国本土教会的重大成就和南方长老会所起的领导作用。1918年，东门礼拜堂任命它的第一位牧师时，一位中国的长老督促教友们加速全面自养，并超越自养到达自传，实现他们成为“第二个慧明顿第一长老会”的理想。
除了詹姆斯 斯普鲁特和第一长老会教会的资助之外，江阴布道站资金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慧明顿长老会的妇女后勤部。妇女后勤部把江阴教会医院视为它特别的工程。海外宣教工作不仅为教会的妇女们提供了信息和启示的源泉，而且还帮助她们发展了组织上的技能。
妇女们对海外布道工作的支持开始于1810年，第一支海外布道团成立之时。当时由教会妇女组织的慈善协会开始把她们的投资转向海外布道事业。半个世纪以后，伴随着妇女海外布道协会在大多数新教派别的教会中成立，妇女海外布道援助工作发展得更加系统化了。1860--1910年期间，所成立的当地的，地区的和全国性的慈善协会组织多达44个。在一份新教协会的刊物中，一篇标题为“需要工人”的1869年出版的文章中，作者赞美了美国本土募集捐款的妇女教友们：“少数人必须向前进和参加宣教活动，而多数人必须待在后方工作。。。凭借着组织祈祷团体和工作小组来挣钱和募捐。。。让每一位女士感觉到她将是名传教士。在本土工作或者藉着募集得到的每一个美元，她也可以教导那些尚未信教的姐妹们，”已去海外担任传教士的妇女或者作为传教士妻子的妇女们借着定期和美国本土的资助者保持持续的通讯联系，激发资助者的热情，到1910年为止，她们已募集到约4百万美元资金用于建设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孤儿院福利院等各种福利机构。
这些协会给了妇女们宝贵的机会在扩大布道工作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为她们提供了“自我价值认同的重要源头”。伴随着崭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信心，她们开阔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野，也拓宽了自己个人生活的范围，不再限囿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之中。妇女在教会活动中成为了一支更加活跃的力量。即使她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制定政策的话语权，男性领导者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样的进展却并且拼命努力地维持妇女在教会中的从属地位而不是让其成为一支独立力量。
在最后才建立妇女组织的几个主要新教派别中，南方长老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在1817年，地方的教友们已经组织了不少的妇女布道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缺乏统一性，缺乏合作性也缺乏更高层次的组织活动，例如地区级别 (长老会），州级别（宗教大会）和新教教派级别（大聚会）。这样的状况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才告一段落。1884年来自堪萨斯城的珍妮 汉娜受到北方长老会妇女布道团成功创立的鼓舞（创建于1870年），试图在南方教会中也创建类似的一体化组织。海外布道团秘书鼓励她开展组织活动，但是只能在长老会这一级别上组织协会。从1886年起，珍妮 汉娜开始和支援海外布道运动的妇女们联系，她们是长老会教派内拥有约2，000名教友的教会中的一员并且督促她们和其他的地方教会联合起来组成基督教长老会联盟。1888年，最先2个联盟分别在弗吉尼亚州的东汉诺威和慧明顿建立。
甚至这么微小的进步也引起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对。汉娜起初请求牧师们提供所在教会中妇女的名单以便她可以和她们通讯联系，可是许多牧师对此从未作出任何回应。长老会总部在长老中就这方面辩论的立场进行投票表决。在68名作出表决的长老中间，只有约四分之一（18人）赞成在各种级别组织妇女联盟，而超过一半人数（39人）认为妇女们必须限制在聚会（每个教会）的级别。许多人攻击妇女们组织妇女联盟的努力是“不合乎基督教教义的，不符长老会原则的，女流不应该做的”，并指出这是过度地强调教会工作的某一方面而摒弃和损伤了其他的方面。一些牧师声称妇女的地位是在家庭内，支持和从属于男子。可是妇女组织，甚至那些支持教会事业的那些组织，往往忽视了这“神圣的”安排。
然而，妇女联盟证明在募集资金的活动方面卓有成效而不能使其停顿下来。到1900年为止，约1，000个地方协会和30个长老会联盟存在；到了1910年为止，该派别中，84个长老会教会中有78个，14个宗教大会中有5个都组织了联盟。最终，1912年PCUS总部任命了第一位妇女总监来协调各个级别的妇女联盟并且在尚未建立妇女联盟的教会中全都组织妇女联盟。从而，成立了整个教会范围的妇女后勤部。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每个长老会教会和宗教大会都组织了联盟并且付印了章程的说明。所有这一切均在妇女们资金极少的预算基础上完成的。她们在总监家里，使用由地方教会的附属机构和伸出援助的教会领袖们提供的设备和公共必需品，到了1914年，总会认可了妇女后勤部财政上显示的价值---1913年妇女后勤部为海外布道事业募集到12万5千美元资金，是男子和青年协会所募集到资金总数的6倍---并且为妇女总监提供了每年的业务预算经费。
汉娜组建长老会联盟的迫切呼声传到了玛格丽特 斯普鲁特 赫尔（詹姆斯的姐姐）那里，赫尔也是基督教第一长老会的成员，汉娜分发传单请求收到传单的人们再把这些传单送到慧明顿长老会所属的每一座礼拜堂，她想象到如果再建立一个富有成效的组织，这些礼拜堂里面的妇女对海外布道事业的捐赠将会是目前数量的四倍。她要唤起传单阅读者们的热情来帮助她们的教会和在海外地区布道的同工们：“对不积极配合或忽视捐赠机会的一些地方来说，眼睁睁地海外布道委员会经常债台高筑是难堪的。南方教会的妇女们并不缺乏创立在坚实基础上所必要的热情，才智，奉献和能力。让我们为之努力吧。”
玛格丽特 赫尔证明是汉娜五个月来坚持寻找的那种充满活力和能力的一位妇女。在长老会教派里她帮助在自己的教会和其他教会建立了妇女协会。到1888年5月底，慧明顿长老会妇女联盟成立了。这是南方长老会总会的第二个联盟，来自11个地方妇女协会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大会。在大会的章程中，联盟宣布了它的目标：“支持和鼓励这个领域的女传教士”和“传播有益于海外布道的印刷品来激发起长老会中妇女们对这项事业的热情。”1890年，由于不愿看到妇女运动中更高级别的形成，该联盟遭遇解散并由慧明顿长老会属下的妇女海外布道委员会来接替，然而妇女工作的实质没有改变，妇女们继续用先前的名称“慧明顿长老会教会妇女联盟”来称呼她们的组织。1912年，当总部同意该派别中妇女后勤部的成立，组织有更名为“长老会教会妇女后勤部”。
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妇女后勤部对江阴教会医院的资助活动。1907年，江阴医院开始医疗服务时，妇女们对这个由她们赞助建立的教会机构表现出属于她们自己的感情，总是把它称之为“我们的医院，”在每次后勤部召开的会议上，都要展示江阴医院设备的照片和宣读医疗工作近况以及预期需要的报告。例如，6月19--21日，在慧明顿第一长老会礼拜堂举行的1912年年会上，大会提交了一份重点是江阴教会医院情况和中国大概情况的报告。那次会议纲要的封面采用的是乔治 沃思带回国的一张江阴医院的照片。在礼拜三晚上的预备会议上，亚历山大 斯普鲁特牧师 （詹姆斯的弟弟，纳尔 利特尔的父亲）发表了标题为“布道活动的动机”的演说；在礼拜四的的会议开幕式上，艾玛 沃思就江阴医院需求的物资发表了演讲；那天晚上H.W. 亨德森牧师主持了“中国的革命”的讨论会；第二天，伊莉莎 莫菲，管理医院基金的妇女后勤部的代办人，作了为江阴医院募捐建造妇女病房和购置其它新设施情况的汇报；丽达 乔罗尔曼作了江阴布道站开展宣教活动的汇报；亨德森牧师再次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是“新中国，新女性”。赖斯 莫菲特和乔治 沃思开展了图文并茂的讲座后，大会于礼拜五晚上结束。总共有10位传教士出席了这次大会，其中有四位是来自于江阴布道站。
医院提出的要求引起妇女们广泛的关注，以致于长老会里每一个地方的妇女协会都被要求设立“祝福箱”希望她们的成员每天为江阴医院捐献一便士。通过这样的奉献，成千上万的妇女感觉到在她们的中国，她们的教会医院每天和她们的同工保持着沟通。1938年初，当她们听到了日本军队在狂轰滥炸中摧毁了医院的消息，个个义愤填膺，你还会觉得有任何惊诧吗？江阴医院的毁坏就好像她们自己在慧明顿的财产遭遇摧毁一样的感觉。
如果撇开财政资源数量的比较，可与妇女教友们在对海外布道活动关切和承担的责任相提并论的是长老会的青年协会。早在1903年，他们就开始募集捐款为医院购买折叠式帆布床。形成了在华布道活动和美国本土援助基地之间另一种热情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些群体聚会时，青年的成员们都为沃思夫妇祈祷，为那些躺卧在折叠式帆布床上的病人祈祷，这些帆布床是靠着他们捐献出的零花钱购买的。青年们对遭遇悲惨命运的中国人民深表关切。例如，金妹，一位4岁的中国姑娘，她感染上了麻疹，一年多来，身体因发热而日益虚弱，长期与病魔搏斗之后，她终于奄奄一息了。慧明顿的年轻人听说了金妹的故事后，在他们的祈祷中，也包括为金妹祈祷。其中一位教友还寄给金妹一本书。可惜，书到达中国时，这位姑娘已经去世几个星期了。为了感谢青年们为江阴医院所作善举，1922年沃思夫妇赠送给年轻人一块雕刻的银匾。这块银匾是一年前，沃思夫妇回国休假时，江阴的地方长官和社会名流送给沃思夫妇的离别礼物。
建造医院仅仅是妇女后勤部和青年人捐赠行动的开始。随着江阴医疗工作的扩展，乔治 沃思不断地向他们求助，以便购买医疗设备，建造扩充医疗设施，维护和修缮整个医院。在江阴布道站存在的整个历史中，他们捐助的资金接近10万美元。资金的流向摘要归纳在下面的表格中。
慧明顿长老会妇女后勤部为江阴教会医院提供的资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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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7 $ 4,700 最初的建筑 （男子病房）
1908---11 2,000 水厂，2幢小型附属建筑
1908---13 7,000 女子病房
1909---19 3,500 接受过培训的护士的工资 （$350 /年）
1913 3,000 扩建男子病房
1913---17 6,000 第二位医生的工资 （$ 1,200 / 年 ）
1918---19 3,600 医生和妻子的工资 （$ 1,880 / 年 ）
1922---52 37,000 医院维修费用总开销
1923 2,200 建造中国医生的住宅
1924---28 4,400 扩建妇女病房和水厂
1929---34 3,800 护士之家
1948 5,000 战后重建医院，来自于备用资金
1954 11,000 转移到韩国和非洲的规划中
1954 800 留存在纳什维尔的备用资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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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院唯一的赞助者，后勤部和乔治 沃思有着特殊的约定，同样地，第一长老会教会与江阴布道站大体上也有一个约定。这种关系既会产生便利，也会导致问题，正如沃思1924年在和妇女后勤部通信时提到的那样：
让我们永远记住江阴医院是慧明顿长老会教会的孩子，是你们祷告者的孩子，1904年，你们让它诞生，从此你们养育了它，我们绝不能忘记除了你们以外，这家医院再也没有其他的资助来源。其他的机构很大程度上或许会求助于教会，甚至求助于发动一次大聚会来募捐就像在蒙特利尔那样的大聚会，但是去恳求别人担当起养育你们特别孩子的责任似乎不妥当，也不忠实于我们长老会的精神。。。确实我们备受青睐，而且我们乐意继续得到这样的青睐，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一方面享受着你们的特别关照所带来的特权同时它也带给我们一些限制，同样地，也让长老会承柦起明确和特殊的责任。
乔治 沃思尽可能在各个方面培育这种关系。从一开始起，他每年至少邮寄两封信给妇女后勤部。一封信可以在她们春天召开的年会上及时地向妇女们宣读（年会通常于4月份召开），另一封信在秋季祷告日期间及时到达。和沃思寄给第一长老会教会的信件或寄给纳什维尔执行委员会传阅的信件不同，这些信件的内容理所当然主要侧重于谈论医务工作。由于后勤部会议的报告经常登载在当地的报纸和宗教刊物上面，这些信件还有助于让公众了解到在中国的布道情况。1932年春天，沃思寄给妇女后勤部的那封信全文刊印在当地的星期天杂志“慧明顿之星新闻周刊”的头版。沃思常常随信寄些照片回去作为家乡的捐赠者们善举所产生美好结果的确实证据。在他们回国休假期间，沃思夫妇不仅出席妇女后勤部的会议，而且尽力去拜访遍及慧明顿长老会的每一个妇女协会，尽管这样的妇女协会有几十个之多。
在他的信中，沃思对妇女后勤部的援助感激涕零。1934年，他声称家乡的2,220多教会成员是“一支穿越大洋的军队，为 神做工，开展着崇高和无私的事业。在他临终前寄给后勤部的最后一封信中，沃思称他“孜孜不倦地，而且相信其他人也会不知疲倦地表达出由衷的感激之情，在整整32年中，自从长老会第一次把江阴教会医院放在布道运动的版图上，并任命我作为他们的代表，慧明顿长老会的成员给了我，给了我的家庭，给了江阴教会，以及给了在华的整个布道事业多么大的祝福啊！--- 我才疏学浅，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公正地评判这个主题”。沃思去世后，妇女后勤部的一位妇女这么评价沃思的：“他的每一封来信，每一次造访都向我们表达了忠心耿耿的责任意识和源源不断的赞美和感激之情。”
后勤部的妇女们也不会厌倦乔治 沃思表达的感恩之情，她们报之以爱戴和尊重，除此以外，还报之以财政上面的援助。沃思夫妇参加了1922年的年会，这次年会是专门为他们召开了。1934年，护士之家竣工时，后勤部赞同在墙角石上镌刻上如下的文字：该建筑于1934年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慧明顿基督教长老会为了荣耀 神，为了造福江阴人民，也为了感谢艾玛 查德鲍 沃思和乔治 沃思医生尔建造的。纪念牌在江阴雕刻时，乔治 沃思删去了自己在英语版面的姓名，但是他的姓名确确实实出现在中文版面上。1936年11月，沃思逝世的消息
分别在江阴和慧明顿的民众中间引起沉痛的悼念活动。在紧接着的会议上，妇女后勤部成员们投票赞同为他制作一本纪念册，其中包括沃思生前简介和赠送给他礼物的样本。在纪念册中没有印出来的剩余的赠物，信件和其他值得纪念的物品都将保存在剪贴簿内。妇女们要求教友们订购这本纪念册。纪念册将张贴在江阴医院的墙上，并授权命名肺结核病病房为“沃思纪念大楼”（这是沃思生前向妇女后勤部提出的最后一次要求而建造的大楼）。
妇女后勤部向江阴医院和江阴医疗事业作出的承诺是该组织的命脉，医院基金负责人，伊莉莎 莫菲清楚地理解它的重要意义。在她的1913年度关于募捐活动的回顾报告中，莫尔菲列举了四个“长老会成员们得到的显而易见的祝福”
首先，它要联合所有的力量和招募新生力量。也许今天有一半的对海外宣教事主活动产生兴趣的长老会教会的信众是通过我们在过去10年中对特定目标的特别关心而产生兴趣的。
其次，这项活动对组织的启示。两年前，青年人的小组织从3人发展到23人时，闪耀在这些孩子们眼前的念头是为沃思的医院募集购买折叠式的帆布病床资金。
第三，赞助金额的数目表明逐年增加---‘所蒙受的恩典“也逐年增加。
第四，除了考虑到募捐之外，我们更要兼顾到培育持续的代祷和恒久的信仰精神。我们发现了一起做工侍奉主，一起祈祷，一起喜乐的最大优势；不仅是在这里一起侍奉主做工，而且和那些远隔重洋的同工一起侍奉主。和他们共同牧养一百万民众---每月1,000群众。
组织扩展，启发灵感，捐赠款数量的增加，妇女联谊会的成立，责任感的加强以及开阔的对世界的视野---这些都是和江阴布道站缔结为终身伙伴所结出的果实。
一方面，虽然慧明顿长老会妇女后勤部和沃思夫妇，江阴教会医院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专一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妇女后勤部募集到的所有资金必须通过坐落于纳什维尔的基督教南方长老会教会总部所属的海外布道执行委员会进行分配。执行委员会拥有最终的权威来同意为江阴的专项工程或布道站开销进行拨款。这样的安排是妇女海外布道协会在1912年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以便获得批准建立一个长老会派别的妇女后勤部。另一个代价，像大多数妇女协会成立以后的情况那样，就是不得只为海外布道活动工作而是还要拥抱教会中所有其他的慈善事业。许多的教会团体为这些别的慈善事业仅仅提供象征性的援助。
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如后来声明的那样，“慧明顿长老会布道联盟（后来的妇女后勤部）成立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在江阴建造一座医院。”但是在它建立的初期，确实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的。1911年，妇女联盟提醒妇女信徒们每次聚会时，每月定期收集到的奉献金用于教会中的其他慈善事业，但是她们的募集的捐款必须集中起来资助在中国的特定的目标。当范围涉及到整个长老会的妇女后勤部于1912年成立时，附加了为教会所有慈善事业捐款的命令。但在较低级别的组织中作了些调整。在长老会总监的建议下，慧明顿长老会妇女后勤部在1914年的年会中决定，“为其他每一个慈善事业提供一美元赞助，”从而确认了他们的要求，“把所有剩下的募集资金提供给我们自己的---‘后勤部成立以前’早已确立的目标。”
有关资金必须通过纳什维尔总部发放的要求，当然适用于詹姆斯 斯普鲁特捐款，第一长老会教会和它属下机构的捐款以及妇女后勤部所募集到的款项。地方的捐赠者怀疑纳什维尔总部没有能够妥善地管理这些资金。如我们所见， 1921年，詹姆斯 斯普鲁特抱怨他对捐赠给江阴布道站的资金如何使用缺乏直接的掌控。1932年，乔治 沃思就执行委员会对妇女后勤部为医院每年维修所募集费用的支配情况表示忧虑。在他写给后勤部部长的信中，沃思详细地叙述了纳什维尔执行委员会对所有布道领域的削减资金从而产生的财政危机。在上一个财政年度（1931年4月--32年3月），医院收到800美元；在1932年--33年度，沃思预期支付的资金将被削减到450美元。这将对医院产生可怕的后果，或许会迫使医院倒闭。沃思催促后勤部动用所有必需使用的手段确保“你们的”医院获得至少800美元的资金，而且即使是这笔800美元的资金也使他心生困惑：1922年以来，你们源源不断地寄款到纳什维尔总部，提供给我们的流动账户的数目是1,650美元。我们不能够确切地知道你们去年寄去了多少钱，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流动账户上只有800美元。”这封信督促妇女后勤部部长提醒纳什维尔海外执行委员会必须遵守1922年达成的协议，“所有为江阴宣教活动寄去的款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有任何削减。”
江阴布道站和慧明顿家乡基地的特殊关系对执行委员会来说是混合的祝福，也造成了第一长老会教会和高高在上的PCUS海外布道委员会官僚们的紧张关系。尽管第一长老会教会，詹姆斯 斯普鲁特和妇女后勤部慷慨的赞助大大地缓解了纳什维尔总部维持江阴布道站的财政负担，但是传教士们获得援助的独立方式或者和家乡教会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游离该教会宗派的控制。当布道站的赞助来自于信托基金，（例如詹姆斯 斯普鲁特的信托基金或者由乔治 沃思的父亲为他建立的基金），并为某一个他们所指定目的专用时，尤其会发生这种情况。慧明顿教会成员为江阴布道站慷慨解囊也意味着很少期待或根本不期待从执行委员会那里得到任何别的海外宣教规划的资金资助。
乔治 沃思去世以后，妇女后勤部和江阴医院的特殊关系变得有些弱化了。在江阴没有人能够以和乔治 沃思完全相同的方式和第一长老会教会或者慧明顿长老会妇女后勤部进行沟通和相处。艾玛 沃思已经去世10年了。他们的子女查尔斯和露丝已经调任到其他布道站了。医院的中方医务人员，1927年以后医院正式由中国人来管理。当时陈威廉取代了乔治 沃思担任医院院长，他也尝试着遵循沃思的榜样，培育和争取到妇女后勤部的财政赞助。在一封1929年的信中，妇女后勤部承认“你们和沃思医生的密切关系”，并且设法在这基础上将这种关系保持下去。“你们和他的关系就是你们和我们的关系。我们，你们中国人民的朋友，如今要肩负起江阴教会医院的重担。尽管我们从未谋面，彼此相隔万里，被千山万水阻挡，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团结成为一体。”1935年，乔治 沃思随身带回美国一面盾形银牌，上面镌刻着：“江阴医院衷心感谢慧明顿对我们的爱戴和关怀。”陈医生和江阴医院的医务人员对后勤部多年来给予沃思的援助表示感谢，妇女后勤部也作出了肯定的回应。但是在后勤部的回应中可以觉察到他们对中国人管理医院的猜测从而产生的一丝保留的态度。1927年，妇女后勤部募集捐款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她们将此归咎于医院管理权的移交并且对江阴医院管理工作能力表达了一些担心：“根据最新的报道，江阴医院已经由当地基督徒管理了，没有人能预测它的后果将会如何。我们只能信靠 神并且让它成为我们祷告人的责任。”
和后勤部一样，海外布道运动中的其他团体也担心中国人管理在华的基督教教会机构会对美国本土群众募集资金产生的影响。作为对1927年国民革命的回应，由全国基督教理事会属下的教会和宣教行政委员会发起的，由40多名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出席的三个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召开（从2月28日到3月15日）：在专门针对财政事务的讨论会上，来自江阴的传教士赖斯 莫菲特提到‘虽然美国本土教会通常认为基督教工作的行政管理和财政的独立核算是在一起进行的，但是近几年中，外国传教士们已经交出了他们的领导位置。目前大多数人士都承认“必须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大部分的管理权在中国人手中，但是仍旧由海外布道董事会进行资助。”但是，莫菲特也承认，“这类安排能否“保持美国本土教会对海外布道运动的积极关注并把这样的局面保持下去以及让本土的信众们捐赠热情不至于严重的减弱”将成为棘手的问题。早在一年之前，刊登在“中华基督教年报”上的另一篇传教士写的文章中披露，“美国的传教士协会把对华财政预算的71%花费在外国宣教人员的工资上，只有29%的资金投入其他的布道活动上。如果传教士们从中国地区撤离，允许中国的基督徒们担任起愈来愈多的管理职能，那么当赞助款的重点转移到对更大规模的机构的投资而不是对个人的投资时，美国的捐赠者们还会乐意继续提供财政援助吗？”作者陷入了沉思。
这些严重的关切超越了谁负责教会机构---是外国传教士负责还是中国基督徒负责---问题的本身。美国本土人民援助产生于19世纪后期兴起的海外布道运动，它的前提是要求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上，即培育布道站，传教士或布道工作中某一特定方面和由美国本土施予援助的教会机构或个人之间人性化关系的必要性。四十多年以来，慧明顿长老会后勤部的妇女们和江阴教会医院不折不扣地发展了这种关系，缔结了既是人性化的又是组织上的纽带关系。一旦个人关注的目标被废除，长期保持完整的特殊关系也消失了，同样地，对医院日益增加的赞助优势也就消失了。1936年 12月，乔治 沃思逝世，大约一年以后，日本占领了江阴使得整个的医院机构处于令人疑惑的境地。
在整个日军侵华和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不稳定时代，后勤部妇女们继续为“她们的医院”募捐并且把这些捐款存入纳什维尔总部的备用基金中，一直等到医院可以恢复工作的时机到来。1942年，后勤部海外布道秘书发给长老会教会中每一个后勤部门一份流转公文，提醒她们不要忘记乔治 沃思在中国从事的伟大事业和后勤部妇女们与江阴教会医院之间的特殊关系。鉴于后勤部是江阴医院唯一的资助者，长老会海外布道董事会没有提供任何资金给江阴医院，秘书强调，妇女们必须确保她们为了海外布道活动而从教友们那里募集到的所有捐赠统统作为江阴教会医院的资金。不过，如果某一地方教会中也有成员在海外某个布道站担任传教士，这个地方教会允许将它募集到的资金的一半提供给江阴医院。当时，后勤部设定的年度募捐目标是2500美元。在如此这般持续不断地游说下，到1948年为止，妇女们已经在备用基金内存放了大约14，500美元，其中5，000美元已经提取出来打入医院的流动账户为医院重建所用。
随着1949年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妇女后勤部和江阴教会医院的关系也就结束了。地方军事政府属下的卫生局于1951年接管了医院并更名为“人民医院”。1954年，根据露丝 沃思的建议，后勤部授权纳什维尔总部把剩余的备用资金（当时的总数是12，000美元）支出和援助另外两个布道站的医疗卫生工作：拨款2，000美元援建韩国的一所肺结核病医院，拨款给露丝当时正在工作的一家刚果布道站9，000美元，用来建造一幢迫切需要的医院大楼。露宿 沃思解释说，这些捐赠完全是适当的，不仅因为在华宣教的前景看起来十分黯淡，而且因为在派往中国之前，她的父母最初的计划是到非洲去传道和为主做工。而且乔治 沃思生前向妇女后勤部提出的最后的请求就是将募集到的资金在江阴建造一个肺结核病病房。甚至在最后一次分配捐款时，后勤部似乎也力求承兑她们对沃思及其家人许下的诺言（分别在韩国投资建造肺结核病病房和支持他的女儿在刚果的工作。虽然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剩余的800美元资金的去向，但是慧明顿基督教长老会妇女后勤部和江阴医院之间长达50年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
整整半个世纪，慧明顿地区的赞助者们为海外布道运动募集了50多万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在江阴惨淡经营的教育，医疗和宣教机构中。江阴的外国传教士们不辞劳苦地培育着和他们的赞助者们的“特殊关系：慧明顿第一长老会教会，杰出的棉花商人詹姆斯 斯普鲁特和慧明顿长老会妇女后勤部。持续不断的个人之间以及机构之间的通讯，亲切交谈，传教士们回国休假期间放映幻灯片，出版宗教和世俗方面的文章，以杰出的教会活动实践者名字命名的建筑和团体组织等等方法公开宣扬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使的这种关系个性化。一个缜密的人际联系的网络---用沃思的话来说“造就了一支跨越大洋的千人军团”---使江阴布道站得以长期生存。
而且它产生的影响还不仅如此，对海外布道运动的支援也影响着美国的选民。在江阴的传教士们是本土赞助者们了解中国信息的主要的来源，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经常和传教士们接触已经丰富和改变了慧明顿地区基督徒们的组织生活方式和私人生活方式。江阴布道站以及它的宣教机构，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在中国境内游离了公众的视线很久以后，布道活动的遗产在慧明顿却仍然存在。直到今天，第一长老会的传教手册上继续骄傲地提到在教会历史上“对海外布道运动的特别关注”。这种“特殊关系”对于生活在太平洋两岸的相关人员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