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国民革命份子起义前夕，江阴的高级传教士们暂时停下手头工作来回顾和评价布道站三十一年来的成就。为南方长老会的期刊撰写文章的标题是“黑暗中国里的光芒”（巧妙地借用了中国文化上很有影响力的阴-阳象征）。赖斯 利特尔解释道，“黑暗的势力让位给基督教教义的光芒。”他把“阴的势力”归类为“几千年以来传统的偶像崇拜和迷信，大众恶俗的物质主义观念，军阀的贪婪和残暴；知识分子阶层的刚愎自用和傲慢自大，以及布尔什维克特务的邪恶狡猾。”但是，他提到，在江阴准备就绪的抗击黑暗势力的是强大有力的基督教力量。一所医院，一所护士培训学校，分别创办的男子中学和女中学，一所妇女圣经学校，一所儿童福利院，六座组织完备的礼拜堂，十三个乡村福音传道中心，五名已被任命的和九名尚未任命的中国传教助手，六名神学院学生，六名查经妇女，十三名外国传教士和整个江阴地区约1000名-基督教信徒构成了强大的力量。显而易见，利特尔总结说，福音布道的工作处于阳的优势范畴。
利特尔牧师和其他的神职人员努力奋斗了几十年为了要在江阴地区建立基督教教会。从他在学校和医院的工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自始至终把直接传扬福音放在优先的位置。尽管其他的社会福音或“人道主义”的活动偶尔干扰了福音传道的精力，但是在其他布道站发生的“基督教正统派”和“基督教现代派”之间的冲突好像在江阴没有浮出水面。学校和医院的职工们把这些机构看作是传播福音的场所；在传授学习知识的方法给学生或分发药品给病人的同时，也把宣扬基督教信仰的传单送到他们的手里。
江阴的神职人员中间没有发生摩擦的另一个原因也许应归功于定期在布道站内举行祷告会，所有的外国的和中国的同工都参加祷告会。这些祷告会第一次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尚不清楚，不过在共和国早期的那些年里，去参加祷告会是相当频繁的事情。每天从12:30到下午1:00，全体神职人员聚集起来一起祷告。在祷告会上他们还提出一些可能会影响布道工作的个人问题，据说这种做法在众布道站里是独一无二的。每周的礼拜二黄昏时刻，他们先在礼拜堂里作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正式地汇报江阴城里的中心布道站和乡村的布道分站在福音布道中各方面的情况，整个活动持续两小时。赖斯 利特尔把这些会议比作“优良的团结精神的秘诀，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并且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基督教王国做工在江阴地区所取得成就的原因。”
一开始，江阴福音传道工作的中心主要建立在江阴城墙外侧，第一座礼拜堂建立在位于东门的布道站范围内，第二座礼拜堂于1912年建在北门。1915年，北门礼拜堂搬迁到同一地区但空间大一些的地方。可以容纳600人就座的东门礼拜堂坐落在教会医院内，它是江阴地区最重要的，组织有素的礼拜堂。除了定期的宗教活动之外，教牧人员还在那里主持开展主日学校，浸礼仪式，婚丧仪式，红十字会培训，祷告会等多项活动。在圣诞节的假日周期间，礼拜堂还可用来发放救济粮食或主办市民集会，市民们来到布道站参加特别的娱乐活动和社会活动。
如前所述，医院内的传福音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布道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分配到男病房和女病房的中国传道人和中国的查经妇女们必须肩负的责任。可是在那里的中国传道人常常遭到指责，说他们在讲解经文过程中杂乱无章，外国传教士们对这样的结果深感失望。1924年，在华中布道团的会议上这个问题被提出来讨论后，江阴布道站做出了反应，实施了组织的调整。他们新设立了一个岗位，任命赖斯 利特尔在医院布道监察人这个新岗位上任职。利特尔把他在江阴城里两座组织有序的礼拜堂的牧教工作移交给已被任命的中国同事，然后在医院里积极行动起来。他每天要花费两小时在病房里传福音或和病人交谈。艾玛 沃思在女病人开展布道工作。沃思和利特尔都配备有中国的基督徒助手。
为了进一步了解住院部的工作，利特尔采用了由沃思设计的方案。他随身携带一本记录本，记录本的大小和大簿面检查本的大小相似，记录本内每一页纸由三个部分组成。这是专为在医院内接受了福音教导的病人设计的。病人痊愈出院时，利特尔给他 / 她记录纸的三分之一部分，上面印着邀请他 / 她回家后去做礼拜的留言，上面还印着离他 / 她家最近的礼拜堂所在地和礼拜堂内中国牧师的姓名。记录纸的第二部分就给当地的牧师来确认他 / 她为潜在的教会信徒，剩下的第三部分留在医院存档。每隔三个月，乡村牧师来到城里的中心布道站参加三天的查经和聚会时，他们会向利特尔汇报那位出院病人最近的情况。
在江阴城里，传教士们有时在城隍庙附近宽敞的公共会议厅里传福音。到了1918年，那个空间不再能得到使用了，因为在上面盖起了公共图书馆。另一处用于传福音的场所是茶馆，可是妇女禁止进入这个人来人往，交际频繁的地方，而且它也不能容纳大批的听众。这就需要在城里找到能够开展福音传道的场所，布道站确认了一幢坐落于城中心的楼房，它足以容纳一个400人入座的礼拜堂，一间阅览室，几间教室和供传道人居住的宿舍。1919年二月，赖斯 利特尔在临街的新礼拜堂开始了宗教活动，县长出席了开幕式，从此标志着地方精英支持福音布道活动扩展到城里来。
基督教的义工们停留在城内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或拥挤的街道拐弯处，宣扬福音或分发印刷资料。1928年布道站安排了一个有系统的活动：让36名中国的传教助手在全城和周边郊区开展福音布道。这个范围划分成12片，三人一组分配到每个片。两位义工带着宣教传单分发给沿街的每一家商店，第三位义工站在街道中央，以过路的行人为目标分发给他们传单。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布道站就到城内公办学校去把福音传单和袖珍圣经分送给那里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传教士们针对的另一些特殊目标是鸦片禁毒所里的瘾君子和监狱中的囚徒。
中国的农历春节是最隆重的节日，这促使传教士们在布道站内开展一些特别的活动。春节期间，从清晨起，传教士们打开自家的大门对城里任何有兴趣的市民开放，数以百计的民众拥挤在布道站里，对外国人的家庭生活和异国情调的财产感到好奇。特别是维克多牌手摇留声机总会引起参观者们阵阵轰动。不过，到了1910年的中期，布道站开始致力于更加系统的为期大约一周的宣教运动，并且动员了全体基督教力量。牧师们预先印刷了宣传材料，把它们分发到城里的大街小巷。男子学校的铜管乐队举着彩旗在大街上游行，吸引居民们来参加宣教聚会。东门礼拜堂和北门礼拜堂一天举办两场宣教会议，在城里面，只要是可以得到的空间都可以在那儿开展宣教活动。1919年，传教士们把这些春节的福音布道活动延伸到了农村，于是100多名中国的基督徒组成两人一对，或几人一小组到600座村庄去传道，约占江阴地区5000座村庄的八分之一。
江阴的神职人员一直很留意那些能够聚集群众和吸引福音讲道听众的特别事件或环境。如我们所见，利特尔在春节期间访问监狱和鸦片禁毒所，或播放留声机都为传讲福音制造了机会。同样地，放映电影也证明是深受群众欢迎的。1918年一座新发电厂在江阴安装完毕，布道站赶在群众观看电影的新鲜感消失之前，迅速地安排了户外的电影放映。
也许在布道站里最受欢迎的是展览一条白鳍豚。1918年当地的几位中国人在长江里抓到了这条形状奇特的鱼，他们不知道这是条什么样的鱼，也不知道是否能吃，于是就把它拿到乔治 沃思这里来，那条鱼长8.5英尺，重约500磅，乔治付给他们三美元买下那条鱼。在把白鳍豚剁成小块熬它的脂肪炼油之前，沃思把它挂在树上几天。方圆数英里估计有1万名群众来到布道站观赏那条怪鱼。他们离开布道站时，不仅带回了可以告诉朋友怪鱼的故事，也带回了传教士分发给他们的宗教传单。
如我们所见，所有在江阴的传教士们帮助传福音，甚至包括哪些主要是从事教育或医疗工作的传教士们。也有一些传教士们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在中心布道站传道或到周边的乡村巡回传道。高级传教士赖斯 利特尔从20年代起侧重于教会医院和城内的宣教活动后，他的“野外工作”，（他们常常这样称呼他们的乡村巡回布道工作）由乔治 赖斯的儿子查尔斯接替。查尔斯从地处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得市的联合神学院毕业后，1923年返回江阴。另一位传教士赖斯 莫菲特1908年以后接替R.A哈顿也担任过乡村巡回布道工作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迫使他离开江阴。30年代，查尔斯调到杭州去之后，安德鲁 阿里森，他1910年来到江阴，原先是担任教育工作的，此时也在进行乡村巡回布道工作。1927年的南京事件之后，安娜 塞克斯和丽达 乔罗尔曼再也没有返回江阴，之后的妇女传道工作主要由玛丽恩 威尔科克斯担任。威尔科克斯1924年来到江阴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1951年才离开。她来自佐治亚州。1918年毕业于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然后在纽约接受神学培训。在江阴期间，她和中国的同事刘女士住在船房里，她们靠着这艘船房在江阴地区开展乡村巡回布道工作的。
神职人员举行一系列定期聚会，汇报过去的工作，规划未来的活动，接着藉着祷告和查经使自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城里的同工每个礼拜六下午集合，一起做半个小时的祷告，然后到城里去传讲福音或分发福音传单。如前所提到的，赖斯 莫菲特开创了乡村同工每月一次的聚会。大家相聚在一起开展为期三天的祈祷，汇报和交流布道心得。每个季度内，在中心布道站举行一次月会，另外两次依次轮流在个布道分站举行。有迹象表明，那些福音工作开展得不是特别好的分站往往是安排三天福音聚会的重点目标。
一些传教士们认为他们的“乡村工作”比起让城市精英们皈依基督教做出的努力更有前途。城市精英们感兴趣的似乎是外国人办的医院，学校和其他社会上有益的贡献而不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正如赖斯悲伤地写道：“孔夫子的门徒们牢牢地扎根于自我满足之中，认为不需要救世主，而新派的中国学生受到太多的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影响。”他和其他的传教士们相信乡村的百姓，因为受的“教育”少，因此受现代思想腐蚀得也少些，他们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教导。这个印象似乎被散乱的教会信徒人数的数据所证实。在江苏和浙江省，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比较落后地区开展的工作最成功，而在比较发达的条约口岸周围的县里，他们几乎没有召唤到皈依者。1936年，在华的南方长老会布道团关于受圣餐人员的调查显示71%的受圣餐者来自农村地区。
所有的神职人员都留下了他们传道活动的记录。大多数的记录刊登在美国布道委员会的通函上或布道期刊上，而赖斯 莫菲特和查尔斯 沃思一直记日记，因而提供了更有价值的个人洞察心得：在中国农村巡回布道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但又常常富有成果。下面有关江阴农村巡回布道的描述大量地取材于他们日记中的内容。
一些群众表现出有兴趣接受福音的教诲时，建立基督教教会的过程拉开了序幕。潜在的基督教信徒以许多不同的形式产生。一些决定性的因素包括聆听了乡村巡回布道时外国传教士或中国传道助手的福音布道，阅读了基督教传单，感受到祈祷产生的治愈疾病的功能，在教会医院接受戒毒治疗或外伤治疗，或者在教会学校上学。传教士们的笔记和藉着讲述信靠主耶稣得救的故事成为他们宗教能力的见证，也成为激励美国本土更多支持者的宣传工具。
许多皈依者似乎对成为基督徒存在一种潜在的实用主义态度。例如，赖斯 莫菲特讲述了李耀刚的故事。李曾经是位道士，他的妻子逝世后，李认定道教不能阻止这样的个人悲剧。李要寻找一种新的宗教。他在上海一座中国浸礼会礼拜堂听了一次传道后，又在长老会布道印刷所购买了一些基督教教义的小手册，然后回到了家乡成为了基督教的见证人。在持续了一个礼拜的祷告后，他所在的村庄迎来了久久盼望的雨水时，他完全信服了新宗教的力量。之后李耀刚随R.A. 哈顿在江阴研读圣经，到神学院去学习，然后成为了一名传道人。他努力地工作并在江阴地区开设了好几所布道分站。在他的精神引领下和在基督教祷告功效的彰显下，一个集镇上有四十多户家庭成为了慕道人。
另一个故事有关一位妇女的。虽然妇女的女儿已经是基督徒了，她还是不愿意放弃祭拜祖宗去接受新信仰。某一天，在相同的时间，城里举行着特别的基督教侍奉仪式，而她到城外母亲的坟上烧纸钱。燃烧的纸钱点着了附近搁放在露天地面上的木头棺材。第二天棺材的主人家向她索要棺材损坏的赔偿费用。事后妇女认定虽然她祭拜祖宗，可是祖宗没有能力保护她，于是她放弃了祭拜祖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位算命和风水先生。在他居住的地区，有一家基督徒家庭选择了建造新屋的宅基，另一家信主的家庭选择了一块墓地，这两家都没有征询过他的意见。显然，风水先生把这桩事看作是对他的权威和生计的挑战。他仔细地勘察了那家的坟址之后宣称：“如果这家人家两个月内不死人的话，我心甘情愿地承认风水没有用，并做一名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家庭平安无事后，风水先生遵守承诺，烧毁了他所有关于鬼怪的书籍，成为一名募道人。或许更具有代表性的皈依主的故事是建立在现实结局基础上的。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妇女来到江阴教会医院治疗她的严重感染的手臂，那是她那个虐待狂丈夫打伤后引起的后果。这故事告诉我们那位妇女的手臂保住了，她因信主也得救了。
并不是所有希望成为慕道者的中国人都出自真诚的目的。传教士们在甄别自称对基督教感兴趣却怀着不良动机（至少在外国人眼中是这样的）的个人或群体保持着警惕性。最常见的例子是在打官司上面寻求帮助的人，希望因为他们一旦成为基督徒，西方人法外特权的优势对他们有利。从一开始起，来自于新创建布道工作的江阴地区的报告显示，数以百计的申请者被拒绝因为传教士怀疑他们的动机与悬而未决的官司或土地纠纷有牵连。
赖斯 墨菲特日志里的一个例子阐述了这么一段事实，传教士必须小心谨慎地开展福音布道工作。1936年一月一位新注册的基督教慕道人的妻子拿着一封信来到基督教联合管理委员会，指控她那里的牧师骗了他们的钱。那位妇女和她的丈夫郑遥海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她到无锡一个沈姓的大户人家当女婢，在那里被主人的一个儿子诱奸了。郑因此提起诉讼，可是协议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于是郑就成为了慕道人，请求当地的牧师帮他的忙给沈家施加压力。牧师专程去了无锡，最终从沈家得到一笔达成协议的费用。实际上，沈家是花钱买一个女婢给他的儿子做妾的。可是郑遥海声称牧师虚报开销，非法地克扣下了协议中的80美元。这场纠纷拖延到三月份才解决。墨菲特到布道分站询问了涉及此案的双方和其他的教会成员。最终牧师被确认无罪，郑遥海的慕道人身份被吊销。
这个故事也说明传教士干预诉讼的效应。来自江阴农村贫穷的郑家在迫使富裕的无锡沈家达成协议方面毫无进展直到基督教的代表出面问题才得到解决。虽然当地的牧师是个中国人，但他和外国人的宗教信仰有联系，这就迫使沈家有理由赶快解决这场诉讼避免以后发生更糟糕的麻烦。
除了在诉讼方面获得优势外，信基督教还能够提供其它的物质回报。例如，皈依者可以拒绝参加当地的迷信活动。他们认为这些是敬拜偶像的活动，因此得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不用去交纳负担祭拜土神活动的税金。免除中国基督徒这些税捐的权力是得到1881年一条政府法令保护的，甚至并入1903年中美条约中。除此之外，许多中国基督徒学习英语和其他的西方学科，这些都是去外国的或中国的商行，或政府部门工作的入场券，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份薪酬优厚的工作。而且，若在教会机构不同的部门（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等）得到一份工作，它所提供的待遇让能你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正如一位传教士教育者说，“福音对穷人而言真是好消息。”
传教士们当然欢迎真心实意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的人并为他们祈祷。但是他们是“警惕的守门人”，严格检查慕道人身份，防止涌入“饭米基督徒。”为了确保申请人能证明自己对基督教教义有起码的理解和表现出良好的意愿，作为慕道人需要几个月，乃至几年的考察期。在这段时期，慕道人接受宗教学习，要求表现出造就了基督徒品质的迹象。至少是到了20年代，每一位慕道人必须签订一份保证书，郑重宣布继续接受宗教学习并提供一位基督徒做他的保证人，保证人和慕道人在保证书上共同署名，为慕道人的可信性提供担保。每年春节期间，布道站还印刷了基督教日历，分发给所有的慕道人和基督徒，要求他们把日历挂在起居室或会客厅。对慕道人教义的理解和忠诚的考查（传教士们称之为究 信德：考查信心和品德）每年举行两次。在当地教会人员的合作下，由负责农村巡回布道的传教士主持，他们试图判定慕道人对基督教理解的水平，并且依靠当地的中国群众来评价他或她在日常事务中符合基督教理想的表现。
江阴的一位传道人记录下了在乡镇考察中发生的令人愉快却有些不大恭敬的故事。1928年的一个周末，查尔斯 沃思骑自行车到离江阴城东13英里远的后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传教士们在那里培育出的基督教信徒在江阴地区人数上是最多的。这一次沃思和几位中国的教会的神职人员考查了一位文盲农民。沃思称他是“开心果。”下面是考查的记录。
（CM:查尔斯 沃思 EH:开心果）
CM: 你信主有多久了？
EH: 我想大约四年了。
CM: 以前参加考查好几回了，是吗？
EH: 是的，有好几回了。
CM; 什么促使你相信耶稣？你认为信耶稣对你有什么好处？
EH：有魔鬼依附在我妻子身上，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请和尚道士来赶鬼，但没有任何效果。我听说如果我尝试着运用基督教赶鬼，也许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我请布朗牧师过来。他解释了耶稣的大能之后，说如果我相信耶稣，他就能够把魔鬼从我妻子身上赶走。接着他祷告和歌唱赞美诗，过来不久我妻子痊愈了。
CM：太好了！从那时起，你就相信耶稣了。这就是你信耶稣后希望得到的一切吗？
EH：啊，不，耶稣还能拯救我的灵魂。
CM：是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的肉体在世上只能活几十年，但是你要考虑到你的灵魂可以得到永生...假设尽管你祈祷求你妻子康复，可是你妻子还是生病去世了，这对你信仰耶稣会有什么影响吗？
EH：我把一切交在耶稣手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叫我和他分离。
CM：我知道你是个农民。我想知道你认为你从哪里获得了回报，你劳作，播种，施肥和耕耘，你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EH：我信靠 神帮助我收获庄稼。
CM：好极了！咱们谈谈你做礼拜的事，好吗？你不能念书写字，完全是依靠听道来了解基督教的真理。在收获大忙季节，我猜想你抽不出时间去做礼拜了，是吗？
EH：是的。水稻插秧时或小麦收割时，我没有空去做礼拜。
CM：啊，有时忙于你自己的事情而没有去敬拜 神和认识 神。你承认是 神赐给了你庄稼收成。假设 神说他忙于给无锡地区的水稻浇水，暂时忘记了江阴东面的农村，那么你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
大家发出一阵来自内心的欢笑后，继续对“开心果”进行考察。沃思问了些祈祷，基督教生活，受浸礼的意义，耶稣最后的晚餐及其他的问题。
每位希望入教的申请人都必须经历这种考查的过程。沃思的结论是他参加考查经历后的精彩小结。
在能干的中国长老们的协助下，每位传教士要考查大约100名的候选人。一些人十分健谈，而另一些人天生沉默无声，你不得不采取紧逼追问的手段，还有一些人太紧张不安了，甚至连本来知道的内容也忘记了。其中也会穿插一两位“易激动的”或“亢奋”的探寻者，还会闯进有点“疯狂的”寻求乐趣和花样的人来。你可以想象到历时两天的考查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有时候，申请人的人数太多，就只能让能够断文识字的申请人进行笔试来减少考查期间需要花费的时间。
初次考查后，几乎没有慕道人会立即被接收入教会，参加浸礼或受圣餐的。一般来说，他们在接受两至三次考查后才会成为受圣餐者。在他的日志里，赖斯 墨菲特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精细的数据。位于江阴以东25英里的一个布道分站，莫菲特分别在两个时段1939年四月和十一月，共考查了80位慕道人。仅有16人被接受入教会，在他们第二次考查后9人入教，第三次5人入教，第四次一人入教，第五次也是一人入教。在剩下的64位慕道人中，大多数申请人只经历了一次或两次考查，但也有12位经历了三次或更多的考察依然没有成功入教。其中有一位64岁的老妇人自称已经尝试了6次，墨菲特称她是“狂热的慕道人”。查尔斯 沃思回忆到一位男慕道人经过第七次考查后才被接受入教。这些慕道人接受考察和入教的经历引起人们强烈地联想到范进的命运。范进是吴敬梓于1740年创作的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经历了20多场考试后才通过了科举考试。不过，毫无疑问在这里是不存在相似的讽刺意味的。
假设慕道人在第二次或第三次考查中对基督教教义认识仍旧不充分，也没有表示出基督徒应有的品质，他或她成为教会受圣餐者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在上述的例子中，所接受入教的比率---16 ；80，或20%---比平常略高一些。从墨菲特30年代的笔记中提供的所有这些数据来看，更加常见的比率不到14%。（851名接受考察者中116名入教）。同样地，从1910年到1926年之间可以获得的资料中了解到，在江阴中心布道站和农村礼拜堂举行的13场考察中，接受入教的比率是14.5%（238 ：1639）最终，1930年，在他指导下的五个布道分站经过半年考查后，查尔斯 沃思汇报的入教比率是16%（39 ：224 ）
慕道人和皈依者来自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在江阴地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来自上层阶级。这是传教士们往往伤心目睹的事实。根据可获得的不完全信息，许多信主的是文盲。查尔斯1930年的描述表明在后塍的慕道人中间只有10%是文化人。在另一个乡镇，赖斯 墨菲特注意到37名信徒中只有14名，23名慕道人中只有10名能够阅读基督教的宣教资料。一年后他回来考查时，8名男候选人中有4名以及所有6名女选民都是文盲。在另一个场合中，他注意到7名慕道人中只有2名能够读和写。这些为数不多的抽样数据和更多的常见的数字是相吻合的。1936年对55所农村礼拜堂的调查显示，在他们的慕道人中60%是文盲。江阴地区大多数皈依者的职业，如预期的那样，不敢恭维。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信函和日志中提到的人员中，他们的职业是屠夫，生猪过磅员，木匠，米店老板，国民军教官，油坊老板，鸦片瘾君子，赌徒，士兵，算命先生，铁匠，中医郎中和西医医生，乡村教师和农民。
要成为教会成员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拒绝任何的偶像崇拜并且毁坏与中国宗教相关联的偶像，这里指的是祭拜祖宗。在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一致决定抑制偶像崇拜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和佛教，道教一样统统都要被禁止。不过观察者注意到中国的皈依者难以放弃根深蒂固的传统，如祭拜祖先。祭拜祖先既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宗教价值的表现。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蒋莫林认为：“中国人十分愿意把基督教里的 神添加到他们早已敬拜的辉煌威赫的众神之中，但不愿意让基督教里的 神代替其他众神。”艾玛 沃思对中国人的情节也做出相似的反应：“如果他们只是把基督教增加到已经束缚了他们的信仰和迷信里，他们是乐意这么做的。正是要求他们放弃所有旧的信仰和迷信，而只能信仰唯一的基督教才使他们望而却步。”
然而，传教士们在这一点上坚持不让步。祖宗的牌位，神龛，灶王爷和其他众神的塑像，冥币（在祭拜仪式上当祭物焚烧的纸钱）等等都必须毁掉以作为皈依到基督教新生活的象征性证据。通常，新基督徒会邀请外国传教士或中国的牧师或圣经妇女来到他或她家中拿走所有这些人造的偶像崇拜的物器。有时候，皈依者会勇敢地亲自毁掉这些偶像。像一位蔡女士那样，在她受洗的那一天，用那些偶像物器生火烧早饭。
毁掉偶像本身可能成为一种吸引群众的完美仪式，从而演化成卓有成效的宣传工具。例如，1941年早期安德鲁 阿里森应邀到一座村庄的两户慕道人家里帮助他们家庭基督化。一小群人，包括阿里森，五，六位年长的基督徒和热心的申请人出发到农村去。他们从这两家的墙上取下偶像的画像，一位家庭的年长者拿出了她长期珍藏的佛教的功德牌，一块镇妖的石盾被推翻，木制的祖宗牌位收集在一起烧毁。阿里森写道，“为了不留下任何的印象，慕道人就不必仔细地抄写下祖宗的姓名和生，卒日期，从而不至于让新的信仰得不到应有的尊敬。”彩色的福音标语张贴在墙上取代毁掉了的旧宗教的偶像，最后新信徒们站在聚集的人群面前，高声宣布他们的信仰，然后和其他在场的基督徒一起祈祷和歌唱赞美诗。在其他的情况下，那些烂不坏或砸不坏的物器，如铜香炉等，就扔进附近的沟渠里。
有时候，藉着欺骗的手段或某些托辞，一些新皈依者往往躲过完全服从砸毁偶像的要求。在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一位与会者汇报说在一些基督教家庭中，有一个儿子仍旧没有接受洗礼，为了能够继续开展祭祖仪式。另一个方式就是先把一两副牌位收藏起，然后拿出其他祖宗牌位去烧毁。
对新入教的基督徒其他的考验包括按时去做礼拜，遵守安息日为休息日，遵守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不赌博，不抽鸦片，不淫乱，不纳妾。不鼓励早婚和离婚。违反规定者或重新祭拜偶像者往往中止他的基督徒身份或开除出教会。例如，1931年赖斯 莫菲特中止了三位受圣餐者的资格，因为一位赌博，一位拜偶像，第三位通奸。第二年，在另一个布道分站，两位教会成员受到警告因为在他们经营的店铺出售“纸钱”。他们声辩道“纸钱”的销路好，利润高，但教会还是要求他们放弃出售这样的商品。一位观察者估计在五到十年之间，三分之一的皈依者将离开教会或被开除出教会，而另外三分之一信徒会不定期地来做礼拜。传教士们的确会为此感到非常地失望。
尽管传教士们奋力阻拦中国宗教的迷信本质，他们中间有些人还是容忍了在中国农村基督徒中间非常普遍的类似迷信的宗教实践活动---驱魔术。20年代后期，在峭岐阿里森目睹了对一位农民妇女实施的驱魔术。数月以来，她的邻居都认为有鬼怪依附在她的身上。她的家人邀请了地方上一些基督徒，面对着她僵死般的躯体为她祷告，一群村民围拢在她的家门前呆望着。诵祷耶稣的圣名发生了预期的效果，那妇女坐了起来，手指着窗外，高声嚷着，“他到那里去了!””阿里森满意地写道，“一些震惊的村民当场决定毁掉他们家里厨房间的神像和其他地方的宗教偶像。”
大约十年以后，阿里森又一次来到了实施驱魔术的现场。一位住在张家村的20多岁的妇女在她的床上痛苦的扭动着身体。（日本人侵华期间的最初几年，江阴教会曾来到张家村避难的。）北门礼拜堂牧师的妻子，吴女士开始祈祷。那位饱受折磨的妇女（或许身上被鬼缠住）叫嚷着，“别管我；五年前，我本来不介意离开她的，可是现在我无处可去。”吴女士命令魔鬼离开，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不，我要进入她的脑袋。”说完之后，那妇女的脑袋开始有疼痛的症状；吴女士再发出命令，回答是，“我要进入她的胃部。”接着那妇女的胃部鼓胀。据说，在持续不断地祷告声的攻击下，魔鬼最终离开了，那妇女恢复了平静。数月后，那妇女证明是位常去做礼拜的忠实的信徒。
阿里森相信魔鬼附身并且接受驱魔术是基督教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赖斯 莫菲特对此持更多的怀疑态度。1931年五月份，莫菲特下乡布道期间，参加了一次礼拜仪式。这是为一位“疯狂的妇女”举行的特别祷告会。礼拜堂的神职人员认为她是被魔鬼附身了。牧师手按在妇女的额上，大约100名参加礼拜的信徒都高唱赞美诗歌“基督教的天军来到了！”。那次驱魔活动的结果没有记载下来，但是莫菲特随即就离开了仪式的现场因为它的“迷信氛围，太像一道驱赶魔鬼的咒语了。”看来，只有一条非常细微的停止怀疑的界线方可以把敬拜灶王爷和其他保护神与诵祷耶稣圣名驱赶魔鬼权势之间的差异区分开来。
除了与当地的牧师及教会人员合作下建立和维持基督教徒的编制为基本目标以外，农村巡回布道的传教士们在深入农村地区时还要例行公事处理一些其他的事务。赖斯 莫菲特的农村巡回布道笔记本上详细记载着他的布道旅行，解决教会团体之间有关教会财产的争议，核查募捐活动得来的款项，监督礼拜堂的建造工作，等等。传教士们还尽力保持与他们巡回布道地区基督徒家庭的个人联系。他们经常出席他们的生日庆祝宴席，婚丧仪式和访问遭疾病困扰的家庭。1914年在华士的婚礼上，安娜 塞克斯带去了维克多牌的手摇留声机，让参加婚礼的宾客欣赏到了留声机播放的“迪克斯”和“提科利斯 鲁本”演奏的音乐。赖斯 莫菲特拍摄了他所访问的家庭的照片，据推测，那是用来给本土的美国同胞阅读的在华宣教文章作些补充说明（增色），同时也为自己的布道工作建立一份个人的记录档案。
江阴的传教士们试图在他们巡回布道的地区每年至少访问两次，有时候多达七到八次。这就使他们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不在中心站里工作。在他的日记里，赖斯莫菲特罗列出了从1931年到1936年礼拜天安排的记录。（不包括七月份和八月份的时间：河谷地区难忍的闷热迫使所有的新教传教士到牯岭山区（江西庐山）或者莫干山（杭州附近）的避暑胜地歇夏去了，或者他在杭州或上海处理教会的事务。）莫菲特通常在他的农村巡回布道上花费四十个星期。除了1936年，这一年疾病迫使他在江阴城里逗留的时间长一些，莫菲特在农村度过的礼拜天要比他在布道中心站度过的礼拜天要多。例如，1931年20个礼拜天在农村度过，18个礼拜天在江阴城里度过。在接下来的5年中，相应的数据是：13 / 3 ； 25 / 15; ；24 / 15 ; ；20 / 19 ; 和10 /23。查尔斯汇报说他每年有4到5个月的时间不在中心站工作。
如此广泛深入到农村中布道需要足智多谋和巨大的耐力。寻常的交通工具是手推独轮车，轿子，自行车，公共汽车或步行。大多数的农村道路不过就是羊肠小道，乘坐独轮车很颠簸。长距离步行又耗时太多而且效率低，因此查尔斯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年骑车穿行在农村累计约一万余里并且还写下了巡回布道的工作日志。他骑车经过乡村时，吸引了大批好奇的孩子们的注意，孩子们给他起了许多的名字，从猴子，大马，火车，洋鬼子到耶稣；偶尔叫他“自行车”。拥有一艘房船意味着提供了豪华航行的条件，这极大地扩展了传教士们农村巡回布道的范围，在江阴地区情况尤其如此。该地区河网密布，纵横交错，连接着城市北面的长江。有一些水路是潮汐河流，只有在水位高时才可航行，但主要的河流常年可以航行的。江阴布道站拥有两艘房船，30年代时期，赖斯 莫菲特乘坐其中一艘到达了他所负责巡回传道的大部分乡镇。有时候，河道的水位低时或者为了到达不坐落于河边的村庄，赖斯就徒步或乘坐手推独轮车完成他最后一段的路程。
乘坐轿子时，往往必须雇佣三个人组成一个轿夫组，两位轿夫抬轿子时，一人尾随其后边走边歇，然后定期地轮流换人抬轿子。这样一个轿夫组一天可以走25--30英里的路，但他们经常仅仅是依靠吸食一点儿鸦片来祛除他们的疼痛。查尔斯 沃思的一位轿夫解释说，“虽然是违法的，鸦片还是可以弄到的。有时候感到筋疲力竭，双脚和肩膀疼痛得不能继续抬下去了，可是还得走上十几里路才得以歇息一晚上。这时我往往回到休息站后面的住处，吸上“一袋烟”，然后返回路上再抬起轿子来，此时就不再觉得疲劳了，双脚和肩膀也不疼痛了。我几乎感觉不到我在抬什么东西，好像在漂流一样---感觉好极了！”
在农村巡回传道时，莫菲特，沃思和同事们随身携带大量的基督教传单一路上分发给遇到的群众或到了目的地后分发。大多数的群众是愿意接受这些传单的，不论他们是否愿意阅读或留意这些信息。1933年，查尔斯声称在他一座村庄散发布道传单到大约1000名居民手中，只有一人拒绝接受。传教士们从未遇到群众公开地敌视基督教宣教活动，他们仅仅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已。正如沃思指出的，村民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找到下一顿饭。中国人常常叫传教士“洋鬼子”，但是他们对传教士们甘愿“吃苦”的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他们四处奔波，简朴地生活在农村巡回传道的活动中。
如果他们去已经建立了基督教团体的地区巡回布道，传教士会住在基督徒负责人的家里；但是如果到一个正在创建的新地区巡回布道，传教士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一个愿意接待他的家庭并且担任他的担保人。寻找这样的一个家庭常常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宣教活动通常在晚饭后开始，如果主人家很宽敞，就在主人家进行；或者在当地的茶社或米店进行。铜铃，铜锣，喇叭和其它吸引人的诙谐语言统统用上了来召集群众来到聚会点。五颜六色的福音标语用大头钉钉在墙上。外国传教士或者随行的中国教士向群众宣讲耶稣，基督教承诺更加幸福的生活以及其他基督教的信息。就像接受基督教传单一样，一些人反应冷淡；或许在整个讲道过程中，他们只是在茶馆的角落里打麻将或者玩着其它的游戏。
位于偏远地区的礼拜堂每年必须举行两次圣餐仪式。巡回布道的传教士在这些时候访问布道分站，帮助和考查慕道人，辅导他们以正确的态度看待旧的“迷信”的宗教活动，如何过上新的基督徒生活。成功的申请人此时将接受施浸礼并且和教会的其他信徒一起在这个由外国传教士或中国牧师主持的特殊仪式上接受圣餐。在这样的场合，传教士或许会从江阴带来圣餐的临时代用品---将要放入酒内炖煮的葡萄干，将掰开代替面包的苏打饼干。对1917年在峭岐举办的圣餐仪式的叙述展现出了令西方基督徒们震惊的环境氛围，“礼拜堂内夯平的泥土地面因为潮湿长着青苔泛着绿色，在圣餐仪式的过程中，一条狗躺卧在圣餐桌子下面，一只小鸡四下跑动啄食着随意抛洒在地面的花生壳。”这次圣餐使用的酒是用稻米酿制的，酒精度数很高以致于文章的作者弗吉尼亚 黎称这酒为“点火之水”更合适。
传教士还访问乡村礼拜堂帮助任命新的牧师，长老和执事，和教会负责人讨论教会的有关事宜。财政问题是一个经常关心的话题。他们通常谈论到牧师的薪酬或者开展募捐活动以便解决租赁或建造新礼拜堂或修缮旧的礼拜堂。布道站经常资助相当大一部分资金帮助支付这笔费用，由于当地的基督徒生活拮据，不可能募集到所有必需的资金。每次募捐活动中，教会都确定了十一征税制，但是分摊到每一家仅仅只有几个美元。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募捐活动中有意义的特征就是把基督徒家庭组织成传统的“保甲单位（互相承担责任）。例如：1935--36年，在江阴东南地区，把5个布道分站的基督徒组织成32个小组，每个小组约有十位户主。这些小组的负责人负责管理和指导组内各个家庭的精神和财政方面的工作。
有关礼拜堂建设和财政的情况可以从赖斯莫菲特日志的片段中找到实例。1930年他和其他江阴教会领导班子成员在杨舍举行聚会庆祝一所新落成的礼拜堂的开放。购置地基和建造房子的费用高达3950美元。礼拜堂开放的时候，才募集到一半的资金，部分资金来自于中国基督徒的奉献（650美元），部分来自于外国传教士和华中布道团的赞助（1400美元），布道团后来决定再赞助1000美元。但是总额3950美元中的550美元是从一个特别的客户那里借来的，最终还是要偿还的。剩余的900美元来自于教会中三位信徒提供个人贷款。
起初地方教会仅仅承担整个费用的六分之一，当时教会的信徒只有60人。当所有贷款都偿还清时，地方教会分担的费用超过了一半（2100美元）。礼拜堂落成两年后，至少有一位曾经贷款给教会的中国信徒的债务还没有还请。除了奉献钱款以外，杨舍教会的一位信徒是个木匠，为了建造礼拜堂，他和他的手下工人奉献出50个工作日。在建造礼拜堂期间，这位木匠领班晚上睡在建筑工地不要任何报酬充当看护人。不过杨舍的经历也是一个明证：甚至进入了30年代，中国的基督教运动还没有能力做到自立。
必须指出，无论是谁提供了建设的资金，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建成的教会建筑的绝大多数所有权证书上都署名是一个外国布道站或者一位外国传教士的名字。在动荡的政治时期，这是为了预防财产被中国当局没收所采取的手段。外国人的财产受到条约协定的保护而中国人的财产却得不到保护。
至少是从1918年起，农村的男性基督徒每年夏天要参加在江阴举行的为期一周的查经学习班。此段时期外国传教士不待在江阴布道站，他们都到避暑胜地消夏去。这些查经学习班完全由中国的传道人负责组织和管理。参加查经班人数的多少是根据天气情况而定的，如果雨水充沛，男子不必在家里抽水灌溉农田，于是有大批的人来参加查经学习班。
每年秋天分别举办一期妇女查经班。第一期妇女学习班在1918年举行的，来自农村的80名妇女参加了查经班，她们住宿在圣经学校，传教士的屋子里或房船上。除了学习圣经之外，她们还学习如何祈祷和聆听不同传教士的演讲，她们还参加聚餐和文艺活动。（听维克多牌手摇留声机播放音乐一直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一切使与会的妇女们情绪高涨。最具特色的内容是举办了从上海运输过来的儿童福利用品展览会，教育母亲如何使用最新式的产品例如浴盆，婴儿网床等来给孩子洗澡，穿衣和照顾她们的孩子。到了1922年，布道站专门为妇女兴建了一幢二层楼房。许多妇女在攀爬通往二楼的楼梯时，心里忐忑不安。1931年，教育农村妇女的工作扩展了规模，除了一年一度的查经学习班以外（有时候吸引了多达400名妇女和孩子），传教士们和圣经妇女们每年在整个的冬季和春季期间，在不同的布道分站开办为期10天的学习班。
有时候，特别的复兴聚会在一个布道分站举行。1932年11月，在乔治 赫德森主持下在华士举行过一次。一顶帐篷竖立在镇中央典当铺的旧址上，36场聚会分别举行。赖斯 墨菲特估计参加者的总数约一万零四百人，其中136位听众在卡片上签名有意向接受进一步的基督教学习。
江阴地区传教士们成功创建基督教教会的秘诀是什么？1911年，清王朝崩溃时，江阴只有3所有组织的礼拜堂，另外还有9个布道聚会点和459位受圣餐者。到1927年为止，国民革命军中断宣教工作之前，江阴已经有6所礼拜堂，16个布道分站和1078位教会成员，最后一组可以获得的数据显示，在日本人侵华前夕，布道站号称拥有7所礼拜堂，每所礼拜堂均配备了中国人自己的牧师，另外还有8所乡村礼拜堂和约2000名基督徒。(此时男女信徒的人数差不多相等)赖斯 墨菲特的笔记表明在30年代中叶，农村的信徒和城市的信徒比率是2 ：1，从而证实了传道人的预期：农村的人口是可以培育出更多成熟果子的田地。
在江阴农村地位较卑微的民众中巡回布道促使传教士们面对面地了解到基督教教义在华渗入的范围和宣教对象的范围。小型的基督教社团培育起来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信徒们既要面临接受新宗教规定的要求，同时又被顽固的传统方式所吸引。中国基督教教会真正的力量来自于这些小集镇和小村庄。
汉普顿 杜珀斯，在华的南方长老会布道团先驱之一，曾经调查了他的教派华中布道团的传道工作，他把它称之为三级分布运作模式包围着“已被占领”的城市。在顶层是地处口岸城市上海的布道团机关成员，他们操纵着诸多的管理机构和监控着出版的宣教材料。第二层是位于大城市的布道站，如：南京，苏州和靖江，在那里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机构和先进医疗的机构，不过他指出，大量的布道工作发生在第三层，在规模较小的城市如松江，江阴，无锡和常州以及他们所依赖的集镇和乡村。杜珀斯授予在那里工作的传教士们“布道团的野外神职人员”的称号，他们虽然仅占华中布道团全体传教士人数的十二分之一，然而他们是葡萄园里辛勤的耕耘者，像江阴地区的赖斯 墨菲特和他的同事那样，肩负着把皈依者引领进礼拜堂的重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