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帝王国度延续了两千多年，以其应变能力强和足智多谋而著称的制度，在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压力下，在革命思潮和运动的浪潮中，在它自身的不合潮流的行为中，最终于1911年分崩瓦解。对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而言，这是一个前途光明的时期。中国似乎愿意得到援助，传教士们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他们为推翻旧王朝鼓掌叫好。一位传教士欢呼雀跃，“现在人们欢欣鼓舞，企图削弱一个蓬勃发展民族的封建统治的权力被剥夺了。它再也不能给人民获得自由后热烈的愿望大泼冷水了，也不能阻挠人民明智的倾听和选择像我们福音信息中所传递出来的真理的自由。”另一位教士感到“新希望的震撼”。甚至在声势浩大的1911年反帝运动之后，传教士们还被谆谆告诫要赏识“摆在他们面前影响和塑造中国领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新教布道机构在中国蓬勃开展。传教士人数增加了15倍，从1890年的200人到1915年的差不多2900人。在这个可作比较的时期，从1900年到1920年，布道站的数量翻了一番（从340所到675所），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差不多翻了四番（从9万6千人到36万6千人）。中国迅速成为美国的宣教中心，布道委员会每年在招募新员工上，教育和医疗机构的扩展上，社会救济机构的扩充上投资数百万美元。到1915年为止，美国布道团在华投资财产的总价值是2千5百万美元。这场由外国宗教发起的对华的大举进攻终于在20年代导致了一场剧烈的不利反应，那时，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对外国介入这个国家社会和文化重建的适宜性发出了日益增多的质疑声。
在那些时期中，江阴布道站经历了最初的希望和后来的失望。布道站人员的增加，人员的配置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提供教育，医疗和其他人道主义服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通过这些善行，布道站在当地民众中的形象大大地提高。一系列的政治危机从大清王朝的覆灭到军阀在20年代的寿终正寝为江阴布道站提供了和城内精英建立良好工作关系的机会，并确保了布道站在当地社会中受人尊敬的地位。
在江阴，旧王朝带着勉强一声哀鸣覆灭了。江阴的居民们经历了短暂的惶恐，等候和打探驻扎在要塞清兵的动向。学校和商铺都关门了。许多人逃跑的乡下。乔治 沃思到要塞恳求战事爆发时不要抢掠城市。然而，由于百姓，军事长官和城中绅士相聚并决定加入到革命这一边来，就没有发生任何动乱。要塞传出的隆隆炮声只不过是宣告满洲统治的结束。当第一声炮声响起时，许多人手持剪刀乐意剪去盘在头上的辫子，一种满族征服者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发型。詹姆斯 斯普鲁特学校的男生们都散开了他们的头发，不过至少有一位中国教师不情愿这么做。当地政府悄悄地给了唯一所知的，住在城里的满族人一小笔钱“足可以说服他在这特别的时刻，居住在其他地区对他而言更有益于健康。”
从表面上看来，过渡到共和制的唯一困难就是百姓不情愿接受新日历的用法。新年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结清账目；没有人愿意把结账的日子提前，也就是从传统的阴历移到西方的阳历来结账。我们还听到一位农夫评论新日历带来的另一个麻烦，“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种麦子？”江阴的传教士理所当然地欢迎新秩序，他们立即感觉到民众产生的更友好的态度。不过，安德鲁 阿里森的话听起来是一个警示，表达出他担忧中国将效仿日本，接受西方的文明而不是基督教。
驻扎在江阴要塞的士兵显然是一群乌合之众。辛亥革命六个月之后，1912年4月，他们反叛，杀死了国民政府派来指挥他们的军官。那位军官好像是在军官之间发生内讧到达的，遂成为他们阴谋的牺牲品。据一位传道士的叙述，士兵们为他们的行动辩解，称那位对炮术一窍不通，根本没有能力有效地领导他们。城里的民众自然关心南京政府对这事件如何作出反应。许多人坐船，坐轿子或手推车又逃离出城了。---所有的交通运输费用迅速上扬---到乡下去寻求安全。布道站为另一些人提供了一种形式的庇护。上男生或女生教会学校的孩子们仍然作为寄宿生不受干扰地继续学习。传教士们特别高兴地看到江阴城内一位名流，江苏省议院的代表把他的两个孙女送到女校登记注册成为寄宿生。最终，要塞的事件和平地解决了，逃出城的平民也返回了。
1913年11月，来自要塞的大约400名士兵在北门的周边地区开始抢掠，许多房屋被烧毁，一些百姓被流弹打伤。士兵们晚上闯进了北门的礼拜堂和学校，这是传道士们不久前在江阴开设的另一个布道中心。不过当士兵们发现了基督教的（西方的）特征，就没有破坏那里的财产。驻扎在城外西南方向的另一伙士兵也开始了抢掠，致使更惨烈的结果。在一个边远的小镇上，6人被火烧死。位于东门的主要布道站未遭抢劫。不过，一些寄宿的男生非常恐惧，安德鲁 阿里森不得不睡在学校让学生们镇静下来。没过几天，新政府派兵下来恢复了秩序，卷入抢劫的军队中的20名军官被处决。江阴要塞大炮的门数也减少了。抢掠造成的财产损失估计大约50万美元，而政府只理赔了3万美元。
注意到涉及江阴过渡到新秩序的这些事是重要的。基督教传教士们第一次扮演着保护这个城市和城内一些名流的角色，尽管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正发生着角色的转换。在布道站生涯的最初15年中，传教士们依条约的规定为了他们的宣教工作向县政府和省政府寻求保护；如今，他们却向基督教徒或非基督教徒的重要人士提供了保护。当江阴卷入政治和军事派别斗争时代时期，传教士们提供保护的机会就更多了。结果，布道站的人员与城市官员和地方贤达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开始了更加频繁的交往。早在1912年，地方长官和赖斯 利特尔互相设酒席宴请对方。同一年，前共和国大总统孙逸仙访问江阴时，安德鲁 阿里森荣幸地出席了城市名流为孙举行的宴会。赖斯 墨菲特在南京会见了孙中山。他和他的朋友约翰 莱顿 斯图尔特是第一批出席了新国民议会会议的外国人。
这段时期，教会扩展了它的服务范围。乔治 沃思于1913年休假结束返回江阴。第二年春天，弗兰克 克劳福特 抵达江阴，外国医务人员的人数翻了一番。克劳福特的到来使得医疗服务有可能扩展到农村了。在一位牧师的陪伴下，克劳福特开设了一连串的农村诊所。每个月在三个农村诊所服务，每周在一个诊所出诊（剩下的一周在布道站内的医院行医）。他在农村看病，如果需要，就把病人送到城里的大医院来。有关中国医生的情况，沃思在美国休假时，王医生负责医院的事务，不过他于1913年离开了医院到日本去学习细菌学的特别课程了。另一位中国的内科医生于1915年去世了。后来两位刚从南京医科学院毕业的毕业生来填补了他们的空缺。
医院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盼望已久的妇女病房于1915年11月完工了。布道站邀请参加开幕式的印刷请柬分发给当地名流，城里学校的师生和其他的达官贵人们。沃思担担任开幕式主持人。詹姆斯 斯普鲁特学校的铜管乐队吹奏乐曲，与会者发表了许多贺辞，其中包括当地一位学究用旧式，难得一闻的古典风格朗读贺辞，博得人群中他的同胞们的阵阵窃笑。第二天，约300名好奇的民众来到医院参观那些医疗设备。这些设备可以为约30名病人提供膳宿。在一个传统上妇女没有权利和优待的国度，一所妇科医院的设立，理所当然成为一种令人惊讶的现象。这些医疗设备给传教士们提供大量的机会向妇女传扬福音。一位圣经妇女住在病房定期对病人布道；每周的礼拜六有一，两位传教士接着来布道，规劝别人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
和女病房设立相随的是有艾达 奥宝，医院护士长组织的一所护士培训学校。1915年，第一个培训班注册三位年轻的姑娘。她们身穿蓝白条纹衣服，头戴帽子；第二年，11名培训者注册。后来这个规划深受欢迎，以至于第二层楼房和门房都用来作学生的宿舍。培训学校在中国护士协会登记注册的。该协会成立于1909年，旨在提高这个领域的专业水准。这协会注册的人员都接受过全日制的护士培训。这就意味着江阴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有资格从协会获取文凭。到1920年为止，有52所培训学校在协会注册，该协会共有231名会员（183名外国人，只有48名中国人）。
在共和国早期，布道站学校注册的学生日益增加，它们的教职员工也扩充了。1911年招生300多人，到1925年招生人数超过400人。当男，女学校的创始人 利特尔夫妇1913年回国休假时，安德鲁 阿里森负责男校事务，嘉丽 莱娜 负责女校和妇女圣经学校的事务。弗吉尼亚 黎，鲁拉 康弗尔，伊拉 阿利森和威廉 卡明在男校执教；凯瑟琳 汤普森，吉尼 伍德布里奇是女校教师。1914年，珍妮 黎（弗吉尼亚的妹妹）接替墨菲特任女校校长；1914年，圣经学校的管理人员也和女校分离，在接下去的十几年中，许多不同的女传教士都担任过圣经学校的校长。1927年，为了响应国民革命运动，中国的教师获取了所有三所学校的领导权。安德鲁 阿里森，珍妮 黎，和内尔 斯普鲁特 利特尔 （伊拉 利特尔1916年逝世，赖斯1919年和内尔结婚）都成为了名誉校长，并管理圣经学校。
随着布道站人员的增多，他们和慧明顿或北卡州，甚至南方的联系渐渐淡薄了。在所有的教职员工中，只有威廉 卡明和慧明顿有联系。他是在那里出生并成长大的。当他十来岁时，在乔治 沃思回北卡休假期间开设的讲座上，他已经接受了为海外布道的：“呼唤”。黎姐妹两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 黎在男校教授英语；虽然珍妮 黎在纳什维尔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她传道生涯的大多数时间投身教育事业。凯瑟琳 汤普森在印第安纳州的伊尔罕姆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而且在德莱克斯学院获得家政学的教学证书，她还继续学习研究生课程和接受圣经学的培训，有关鲁拉 康弗尔和吉尼 伍德布里奇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除了沃思夫妇和利特尔夫妇之外，大多数传教士与慧明顿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所有的江阴教会人员都是经慧明顿第一基督教长老会“录取”成为“我们的”传教士。对他们而言，江阴的传教士们感觉到他们和慧明顿教会有着紧密的契约关系。教会毕竟为他们在华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障，因此，在美国时，他们就觉得为教会执行既定的规划是责无旁贷的。
随着江阴教育事业的广泛开展，学校在布道工作上担负起更大的作用，每个礼拜六，有时
候在礼拜天来自詹姆斯 斯普鲁特学校的男生到城里，在街上，庙宇里，茶叶店和其他的学校里传讲福音，他们还带着乐器和歌谱吸引人群听他们宣教。在农历春节期间，每位布道站的成员，包括男，女学校的学生协助持续一周的城中布道集会。这些集会往往吸引了近千名好奇的旁观者，男，女学生组成的唱诗班在胜利牌留声机音乐的伴奏下，歌唱赞美诗颂歌和散发布道小册子。
学生们还投身各种各样的慈善服务活动中。大多数涉及到饥荒救济或帮助江阴地区的穷人。
传教士们在清明节那天出资宴请学生们已成了惯例。但是1911年，学生们归还了为设宴拨
出的专款，请求把这笔资金捐给那些饥饿的灾民。1914年，两校师生员工把庆祝传统圣诞
节宴席的钱为穷人购买了大米优惠券。师生们于圣诞夜在医院的礼拜堂招待了那些穷人们。
1918年圣诞节期间，学生们把1，000多公斤大米免费分发给江阴和周边地区的145个贫穷家庭。圣诞节期间把稻米礼物送给所需要的家庭成为布道站每年必做的事情。
1912年春天，一个慈善行为令人吃惊地引起了一场学校危机。安徽省发生了毁灭性的洪灾，
所有的学生都同意省下有几个菜的一餐饭（一些蔬菜和一些有肉的菜和一碗汤），只吃一碗
稀饭把节省下来的钱捐作赈灾资金。但是在账务问责方面出现了问题。一些学生觉得究竟节省了多少钱，又有多少钱送到赈灾机构去帮助受灾的难民，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们希望查看账本的要求被校长安德鲁 阿里森拒绝时，学生们罢课了。两位主谋，传教士这么称呼他们的，被开除出校，这导致大批留下的学生离开了学校。最后，多数学生返回了学校，但他们被迫在午间教会礼拜上公开承认他们“遭魔鬼欺骗了”，并且发誓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了。赖斯 利特尔报道了这场学生风潮，但对于产生的原因保持沉默，只是说“显而易见，社会上都认为学校的管理是在教师的手中而不是在学生团体的手中。”
更加成功的一件事发生在1911年五月，斯普鲁特学校的男生，在医院王医生的指导下，登台演出为饥民赈灾募捐。当城内的长官听说了这个计划，他们主动提出学生们在城内最大的公共场所而不是在布道站的小礼拜堂演出。大约1，500人涌入附属城隍庙的大厅。阿里森悲伤地说，“城隍庙里佛教的偶像拥挤得快要溢出来了。”按照民众收入的不同，演出的票价也有差异，富人和穷人都能入场观看演出。传教士们小心谨慎地候在演出的后场，他们确实在许多方面帮助学生们。利特尔夫妇提供了留声机；凯特 墨菲特，赖斯的妻子和艾达帮助学生排练合唱赞美诗歌；阿里森提供一些学生表演短剧小品时所需的衣服。表演的节目名目繁多，包括江阴社会的一些成员也来助演。除了各式声乐和器乐的表演以外，一位来自本地大户人家的青年表演了魔灯幻灯片，来自城里公办学校理科班的学生表演了化学实验，斯普鲁特学校的男孩还操作了一条小型电动车的行驶路线。
不少陈述国内饥民身处困境的演说触动了观众。之后，一群学生演出了小品剧，手托帽子，请求观众捐款。一群衣衫褴褛的不幸的人们模仿着饥民的呻吟，出现在舞台上，吃着饥荒地区唯一可以获得的一点点食物，另一位学生，身着从阿里森那里借来的西服，扮演赈灾工作人员冲上舞台，受到饥民们的欢迎，他们发出阵阵欢呼声。此时此刻，一些基督徒出现，号召大家做出奉献。观众们纷纷响应。“会场的气氛伴随着美元和硬币的声音热烈起来。舞台上回响着钱币的跳跃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总数663美元的捐款分别放入两只手提包里，传教士们承诺当天晚上把捐款分发到饥民那里。
几年以后，战争把传教士们推上了另一个舞台，在地方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16年的“脱离危机”，当时南方许多省份倒戈反对袁世凯的君主立法制并且脱离中央政府宣布独立，这再次引起江阴周边地区的激烈战斗。此时，布道站不仅成为逃避战斗的庇护所，而且为交战双方提供有益的医疗服务。
四月16日麻烦出现了。大约1，300名驻守江阴要塞的士兵举着共和国的白旗推选出新的司令官---前任司令官四月15日带着不愿参加脱离运动的500名士兵已离开了要塞----并宣布独立。他们还向江阴强行征索2万5千美金的税。为了坚持他们的要求，士兵们发射炮火穿越过城区，许多市民逃出城。甚至江阴周边的村民也遭士兵的抢掠。脱离主义士兵夺取了电信线路和小火轮，切断了江阴和外界的联系。布道站自己有一艘机动船，因此掌握了在河流纵横交错地区唯一得以转移的控制权。这艘小机动船，慧明顿号，迅速成为随之发生的战斗和谈判中关键的资源。
中央政府对江阴发生的脱离运动没有立即作出反应。而且几天后，江阴地区的局势也平静下来了。并不是江苏省所有地区都已经脱离了中央政府。军事总督冯国璋，袁世凯主要的心腹将军之一，仍旧对袁忠心耿耿，驻守江阴以南无锡的政府军队和驻守江阴以北常州的政府军队也对袁表示一片忠心。当脱离分子的司令官肖光利听说无锡和常州的军队计划联合起来收复要塞时，他决定派军队分别朝这两个方向去阻截敌人。肖亲自率部队约1，000人于四月23日朝无锡进军。
江阴的地方官员听说了这场战事时，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布道站，请求传教士们同意他们乘坐布道站的机动船到肖将军的营帐那里，他们试图阻止这场敌对的冲突。七位男士肩负着这项使命：两位是江阴商会的代表，两位是政府学校的成员，一位是城中绅士的代表，以及乔治 沃思和赖斯 墨菲特。沿着弯弯曲曲的河网向南航行，代表团却赶不上在陆路上行军的肖将军。不过代表团继续南行，到达无锡。他们和无锡商会的人员协商，和那里和政府军司令苏昆山将军讨论。苏将军同意只要脱离份子待在江阴境内，就不去攻击他们。他还应允无锡和江阴的代表团去和肖将军磋商以寻求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然而，和平的使命一开始就没有成功。江阴代表团还没有来得及找到肖将军，双方以开始交火了。战非常斗激烈，形成拉锯战态势。最后南京派来的增援部队彻底打败了脱离份子。他们逃回江阴，龟缩在要塞据点里。第二天，谣言满天飞，说是无锡军队在苏将军的率领下计划大举反攻。这场战斗肯定叫地处无锡和要塞之间的江阴城遭殃。江阴城里的居民们惶惶不可终日，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这时候，沃思和墨菲特单独乘坐慧明顿号机动轮，尝试着安排另一场停战协定。在布道站医院红十字的旗帜下，机动船航行着，假装去寻找负伤的士兵。他们发现事实上朝江阴方向移动的军队不是来自南面的苏将军部下，而是来自西面的前要塞司令官方更生将军的部下。军事总督冯国璋赋予方将军收复要塞的责任。两位传教士找到了方将军并说服他赞同签订一份停战协定，直到第二天，四月25日晌午，方将军才同意和被包围的独立份子代表见面。
肖将军表示愿意投降并于四月25日上午和传教士，县长和城中名流讨论局势。沃思，莫菲特和一位市民代表仇先生，离要塞以西4英里，一个指定的地方讨论向方将军投降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宽宏大量的：任何缴枪的士兵将获得补偿；任何涉及脱离政府的官兵一律赦免；士兵或军官若希望入伍也可获得批准，肖和他的副官接受了这些条件。在传教士和市领导的陪同下，返回了要塞，向官兵们解释局势。沃思一开始就表明传教士在这里完全是和平的倡导者而不是谈判团的成员。仇先生向官兵们透露了投降的条件。经过多次讨论后，脱离份子们接受了这些条件。
危险似乎可以避免了。然而，一夜之后，要塞内的死硬分子在尤敏的领导下唆使一些士兵拒绝接受协定，并驱赶或逮捕那些同意投降的军官们。肖将军一回到县长衙门了。当他听说协定发生反复后，迅速乘坐小船离开了江阴城。四月26日黎明时分，宣布独立的脱离份子的白旗又出现在要塞上空。反叛者，大约500—600名强悍的士兵，在轰炸城市的威胁下又一次要求城里提供他们一大笔钱。此时此刻，商贸已经切断，食品短缺，县府官员四下逃散，百姓精疲力竭，供应几乎耗尽。尤敏仍旧加紧勒索赎金。正如县志所述：“江阴城的命运悬挂在大炮口上。”
听说投降的条件拒绝接受时，方将军率领1000多官兵强攻要塞。并于黄昏时分抓住了他们。如预料的那样，在战争开始前，许多官兵逃跑出来投降了。一些顽固分子顽抗到底并企图乘舢板逃过长江。一艘船被巡逻艇的炮火击中，另一艘船在江中翻船了。少数顽固分子逃了过去，在长江东面登陆，消失在广阔的农村。毫无疑问，他们要么当了土匪，要么在社会的边缘谋个职业维持生计。叛乱分子的头目尤敏抓住后就地正法。方将军的一位下属接替他担任要塞司令官。江苏省军事总督还同意了江阴政府的请求，减少了要塞驻军的人数并移走了一些大炮来降低未来发生祸害的几率。
这场战斗尘埃落定。多亏了炮兵指挥孟玉发，他一个人的行动使得江阴城躲过了大面积遭遇毁坏的劫难，孟已经决定投降了，可是在叛乱分子的威胁下，他被迫留在要塞据点里面。当方将军的军队进攻时，因为反叛部队的官兵从未接受过任何炮击的训练，就命令孟玉发和他手下的炮兵发射炮弹，不仅对准方将军的士兵们，而且对准县长的衙门，对准一座大型棉织厂，对准城里面许多其他地区，甚至还对准布道站的院子。孟拒绝执行这些命令。暴跳如雷的叛军威胁要杀死他，最后在叛军的逼迫下，孟手下的炮兵发射了12枚炮弹，但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坏，因为炮兵们故意错过目标。在一些情况下，炮弹甚至没有爆炸因为孟玉发踩踏了发射装置，流弹击中了一个池塘的岸边和城内一座宝塔的院子；城南的一座桥和东门地区城墙的墙基。最后的这颗炮弹在教会女校宿舍附近爆炸。不过这是布道站在这场战斗中经历的唯一的危险。
在整个战斗和动荡期间，布道站成为城内各阶层居民的避难所。一开始，富裕的家庭把他们的妻儿---共80人左右，藉口患各样疾病送到医院来；当控制要塞的战斗正式打响时，各阶层的人，甚至病也不装了，蜂拥进入布道站看作他们的安全地带。“身着丝绸长衫的绅士紧挨挤满了着最贫穷的苦力在那里避难，也不发出轻蔑的哼声了。”教会医院和男，女生学校的教学大楼里挤满了避难者。如赖斯莫菲特写道，“我们成为保护者而不是被保护者了。”，敌对双方的许多伤兵员和一些在战斗中受伤的平民送到医院进行治疗。一位历史学家提到，医治枪伤方面，西医比传统的中医更有效。外科是传统中医的薄弱环节。因此，这段时期虽然经常发生战斗，却为布道站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机会和赢得来自东道主社会尊重的机会。
江阴的精英很快认可了传教士们在社会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事件结束后不久，编纂好的地方志上用大量篇幅叙述传教士们的贡献。一位市领导的代表来到布道站正式表示感谢。他告诉外国人，“我们江阴的人民已经从梦中惊醒。我们过去知道你们传教士来这里做善事，现在我们看到基督教把你们造就成为我们患难时候的亲兄弟。”江阴的精英还承认如果没有传教士们的护送和使用布道站的机动船，他们也不敢在敌人的战线之间来回穿梭。
第二年春天，传教士们授予了更多的荣誉。1917年三月9日，精英们在江阴城内最好的屋子郑家大院举行了庆祝会，赞扬乔治 沃思，赞扬他在上一年的春天为城市的平安做出的努力，赞扬他对江阴岁生日，不过城里的绅士们不愿等待那么久了）。郑家大院里点缀着巨幅中国和美国的国旗，约40名城内的居民担任东道主招待全体传教士。男女宾客和主人分别在可以俯瞰石窟花园和池塘的玻璃房内坐席。整个宴席为传教士们准备了四十道大菜，宾主共同干杯结束了宴席。主人很宽厚，没有要求传教士们致祝酒辞。昨天的主人们第二天又来了。庆祝活动的下半场移到布道站所在地举行。500多人坐满了礼拜堂。当沃思接受礼品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些礼品是：本地基督徒绘制的两幅大型中国山水画，地方名流赠送的银制的物件，县长亲自书写的四幅卷轴，赞扬沃思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同时，地方绅士赠送给布道站四幅相同的卷轴，赞扬传教士们的善行。
传教士们与城内上层阶级的友好关系日益稳定，百姓明显感觉到“东门外的布道站工作确实是城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让人看出来的移植过来的舶来品。”传教士们为此倍受鼓舞。在城里，家家户户都欢迎传教士并允许他们使用大会堂传道和为穷人举办慈善音乐会。传教士们经常受邀到公办学校的集会上发表演说。1919年，一位女传道士和教育工作者受邀在江阴城内一所规模较大的小学教授英语，一周教学五小时。那所学校是城内一些精英人士创办的，设置了西方风格的教学课程表。在庆祝国庆（十月十日）的联欢会上，十位传教士参加了联欢会并创造了江阴历史的第一个记录：在宴席上，外国妇女和中国男士同坐一桌。一些来自上流家庭的女孩注册成为东门女子学校的学生。许多中国学者和绅士参加礼拜天下午在赖斯利特尔家中开设的特别圣经班。
传教士和地方精英热情互动的关系升温，可是只有少数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传教士们希望社会的领袖们意识到传教士们开展的社会公益活动不能和他们的宗教理念隔离开。事实上，他们所实施的人道主义的动力来源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他们基督教信仰的见证。中国的精英们往往意识到并且赞赏这种联系，但是他们对接受一种信仰和抵制另一种信仰无动于衷。不管怎么说，精英团体对布道站政治上和财务上的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为传教士提供了机会，如果福音不是传播到精英团体自身那里，也可以把福音传播到更多的民众那里去。中国的平民阶层长期以来习惯于接受来自于精英们的暗示，他们注意到江阴领袖们的态度和行为已经由公开敌视和反对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20年代的公开热情地支持传教士们了。
绅士们尤其拥护沃思和教会医院的医疗服务工作。地方名流在共和国早期使用和支持布道站诊所的西药。这与布道站开设的早期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大多数的病人是穷人，精英们却保持一段距离。富裕的感谢者习惯赠送一张精致的约5英尺长的桌子，以纪念医生妙手回春的医术。到了1921年，医院已经缺少空间展示所有这些桌子了。其他的感谢者者捐献现钱。当沃思一家1921年离开江阴回国休假时，地方长官，商界人士和地方绅士赠送他一件礼物：配有柚木支架的银制盾形徽章，上面镌刻着四个大字“圣事兴业”。沃思1922年返回中国时，带回了江阴城内第一台X光机，（当时在教会医院也是很珍贵的）。地方官员募集了购买和安装X光机所需的资金（沃思化费了整整一个冬季和第二年的春季才把它安装好。）1923年五月，在县长和地方绅士主办的盛大招待会上，他们把X光机作为礼物送给教会医院。他们还投资约2000美元在医院里建造了一间病房来收容穷人和瘾君子。并以该病房来纪念“江阴人民1916年度过的惊慌和考验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城里的百姓，不论贫富都来到我们的医院作为他们寻求平安的避难所。”
吸食鸦片在江阴十分盛行。1910年后期，城市开展了禁烟运动，使得传教士们又有机会为地方社区服务，地方领导把所有能辨认出的瘾君子聚集起来，给他们两种选择：要么去坐牢，要么送到教会医院，在专为戒毒建造的特殊病房里接受戒毒治疗。地方绅士们提供费用，40名瘾君子当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戒毒运动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显然激起了地方军事头目的强烈反应。这位指挥官本身就是个瘾君子，而且他还非法走私鸦片而臭名远扬。他威胁说如果禁毒协还继续努力抑制鸦片的买卖和走私，他要杀死协会的领导人。这种威胁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地方官员和绅士暂时放弃了禁毒运动，甚至害怕得不敢到上级主管部门那里去提出抗议。
最终，乔治 沃思，禁毒运动的名誉主席，决心代表他的中国的同事采取行动。1919年一月底，他到上海和来自北京的特使接触。这位特使敦促政府冲锋陷阵重启禁毒的努力。沃思到达上海时，恰巧目睹了政府焚烧从外国商人手中买下的鸦片的壮观景象，这些鸦片价值2千5百万美元。（八十年前爆发的鸦片战争就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收和焚毁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英国人的鸦片所引起的）。第二天，一月28日，沃思会见了特使，特使告诉沃思北京政府将调查江阴的局势。后来，那位地方指挥官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不准他干涉禁毒工作。
另一桩传教士们关心的问题是当地贫穷家庭的孩子和孤儿的处境。江阴，像其他规模相仿的城市一样，开设了收养被遗弃儿童的福利院。它一年要收容好几百名婴儿，但是差不多半数婴儿在福利院的护理过程中夭折。1917年，福利院的理事请求传教士来管理福利院的事务，但被传教士们婉言拒绝承担这个责任。不过医院护士培训学校的一位毕业生同意负责管理福利院，并请沃思担任福利院的顾问和访问医生。安娜 赛克斯和森女士在农村巡回布道路途上，遇见许多贫穷的，已沦为孤儿的年轻姑娘，她们在布道站里为这些女孩提供了舒适的家。安娜 赛克斯离开中国后，玛丽恩 威尔科克斯于1924年来到江阴，他和森女士一起继续工作直到1927年，那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不稳定，才关闭了这所孤儿院。
整个20年代期间，沃思及其医务人员和当地的公共卫生协会合作，与形形色色的流行性疾病作斗争。1919年到1920年间，医院里的90张床位经常被流感患者和脊膜性脑膜炎患者占用。脑膜炎的爆发夺走数以百计人的生命。1923年，患天花的病人寥寥无几。两年后，江阴又处于霍乱的高发中心，这可忙坏了医院里所有的医生护士们，政府掀起一场卫生运动告诫人们食用不洁食物的危害性。城市的大街小巷张贴着大幅彩色海报，讲解苍蝇怎样携带霍乱疾病病菌的。接着在1926年，猩红热又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医院帮助约500名市民接种了疫苗。1923年医院做出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承认。那一年沃思当选为公共卫生协会名誉主席。这个协会实际上由医院里的一位中国医生负责。
1919年艾达 奥宝离开江阴，整个华中布道团内找不到一位曾经接受过必要训练的人来接替她的工作。其结果是教会医院下属的护士培训学校面临得不到中国护士协会承认的危险处境。沃思夫妇把早已安排好的回国休假推迟了一年来帮助护士学校，希望它能避免一场灾难，但是收效甚微。1921年中华护士协会取消了该校发放毕业生证书的资格，在当地人眼中，医院的名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更为甚者，大多数培训学校毕业的中国护士们已经调到其他医院工作去了，在那里她们可以挣到更多的工资。直到1923年，玛格丽特 迪克森，费城哈诺门医院护士培训学校毕业生，加入了江阴医院的医疗队伍，江阴护士培训学校才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医院还经历了人事上的麻烦。弗兰克 克劳福特调到嘉兴工作，乔治 沃思再度成为教会医院中唯一的外国医生，繁重的工作责任使得他超负荷工作，并感到精疲力竭、1921年，在盼望已久的回国休假前夕，他把医院的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医生的负责人L.Y.聂。1925年，查理 冯斯，图兰医科大学毕业生抵达江阴接替沃思的外科医疗工作。可是1926年，冯斯身患重病，回国了；同年，艾玛 沃思去世；玛格丽特 迪克森于1927年离开中国，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又一次，只有沃思�和两位中国医生继续开展医疗服务，护士培训学校又处于危险之中。
教会医院以及它的辅助运作都是精心规划，代价高昂机构的组成部分。它需要不断努力去募集必需的资金来保持它的运作。1920年，在华的教会医院中只有四分之一做到了自给自足（这里不包括外国工作人员的工资，他们的工资由各自宗教派别的海外布道委员会支付）。其他医务人员的工资和医院的开销不得不将当地募集到的资金和在美国本土教会组织捐助的资金填补进去。到20年代为止，江阴医院的中国病人支付的费用覆盖了每年医院开销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剩下的缺口由地方赞助者和北卡州慧明顿长老会妇女后勤部承担。拿1923年四月---1924年3月之间，医院一年的财务为例，那一年医院总开支达到17，138美元，大约6，650名病人支付的医疗费用总计11，898美元，慧明顿长老会后勤部提供3，000美元，地方捐助和其他各项收入323美元，差额1，917美元由上一年结转下来的资金补齐。直到30年代，医院才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
正如我们所知，后勤部和江阴教会医院的联系可以回溯到1904年，它对医疗服务的投资贯穿布道站在江阴的整个时期，投资总额接近十万美元。在共和国早期和军阀混战年代，后勤部赞助的主要支出是1915年的妇女病房建；克劳福特医生1913---1919年间的工资；艾达 奥宝护士1909---1919年的部分工资；1923年为两位中国医生建造的住房，在这以前，他们一直居住在男病房的私人房间里。从1922年起，后勤部保证每年资助约1600美元，作为一般维修的开销。除了这些现金捐助之外，后勤部的妇女们从1924年起，为医院准备了白色十字架的供应物质（如，绷带，医生和护士的服装，初生婴儿的全套用品等）
1925年一月，传教士们对江阴社区开展了基督教礼拜仪式，这是布道站成为国民革命军目标前的最后一次布道，也发生在江阴布道站成立30周年前夕。正如1910年的那场战斗，为了控制战略要塞，江阴地区发生了战斗。这次是军阀之间的混战。传教士们又一次在谈判中担任起必不可少的斡旋者并且为战火中的难民们提供庇护所和医疗救护。争夺江阴要塞的战斗是第二场较大规模的直隶—奉天战争（1924—1925）的一部分。结果，奉天军阀，或北方军事势力夺取了江苏省。甚至军阀之间的冲突还没有波及到江阴时，传教士们已经介入了人道主义活动中。1924年，在江苏省文职总督的恳求下，一群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们在作战区域的老百姓中间开展了救济工作，作战区域宽10英里，长50英里，一直延伸到江阴和上海之间的长江水域。
在朴将军指挥的北方军队进攻下，江阴成为江苏省内最后一个被攻占的城市。1925年一月从24日到30日，朴将军的北军和王将军率领的南军（直隶）激烈地战斗。北军从西面进攻，并于战斗的第二天攻占了要塞，包围了江阴城。王将军在城里顽强抵抗希望无锡的增援部队到来，加农跑的炮火，加长步枪和机关枪的射击声造成城里面，甚至布道站不小的损毁。一发炮弹摧毁了位于城中的佛塔顶部，另一发炮弹炸毁了江阴邑庙的屋顶，东门和西门外的地区遭到烧毁。城市里和城墙上面弹痕累累。一位女传教士差一点被一枚三寸厚的弹片击中，后来她找到了那块弹片的铜头，并把它搁置在家中红木的支架上。
据报道劳拉 墨奇森 斯普鲁特学校的女生们一面熟练地准备着医院的急救用品，一面歌唱着“你离上帝更近”的赞美诗歌，同时户外不时响着步枪射击的“啪啪声，机关枪的”嘟嘟声，子弹呼啸而过或钻进她们身后的组合墙里。布道站经受了战火的洗礼---乔治 沃思后来在布道站一面的组合墙上数到114个弹孔---但是没有一位传教士受伤，也没人要求撤离。城内的绅士代表催促传教士请求美国驻沪领事派一艘炮舰来江阴保护布道站和中国的百姓，但是传教士们婉拒来这个请求。因为他们担心领事会命令他们撤离到安全地带。战斗扰乱的邮递和电话服务。布道站没有安装无线电，所以驻沪领事不知道江阴布道站的困境。布道站宁愿以这种方式不和领事通气，他们决定留下了对江阴百姓们提供些帮助。
布道站不处于两军直接交火的战线上，双方的指挥官已习惯在战斗中避免造成东门布道站的损坏和危及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布道站所在地成为城市难民理想的庇护所。在一月份的最后一星期中，1600多人拥挤在布道站的墙内，由于农历春节的缘故（一月24日春节开始），，布道站购买了大量的稻米，蔬菜和燃料，传教士们得以向他们的客人供应一日三餐简单的饭菜。有些日子，一天甚至要烧500磅大米。在中国的住堂牧师和一位助手的照料下，另外300百多人在两英里以外的北门礼拜堂里寻求庇护。数以百计的士兵和平民在教会医院接受治疗。医院里排放着临时的移动病床，这些移动病床就是把木板搁在礼拜堂的长靠背椅上形成的。城市里有几家救济协会，可是这些协会的创建者把它们当做保护自己非战斗人员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服务机构去帮助那些战争中受伤和漂泊的平民。这些协会争先恐后地要从红十字会那里得到官方的认可，但都因为它们操作不规范都没有成功。最终由教会一名医护人员负责红十字会具体工作，他训练了一组志愿者学会了急救技术去医治城里的大量受伤的平民。在布道站里，医生们还提供了另一项服务：从难民中间接生了两名婴儿。
在攻占江阴的战斗中，稀奇的是北军部队里有600多名白俄罗斯士兵。他们在满洲里参加了张作霖的奉天部队。这些白俄士兵作战骁勇在争夺要塞的激战中，为大约900名北军部队充当先锋。中国人很惧怕俄罗斯士兵，为了避免麻烦，医院分开治疗俄罗斯士兵的伤势：起初在北门的礼拜堂，后来在一位传教士的家里，而不是在医院为他们治疗。俄罗斯的指挥官很感激布道站采取的特殊医治的方式，一再承诺在美国驻沪领事那里赞扬江阴的传教士们。
战斗的第二天（一月25日），北军部队夺取了要塞之后，三位高级传教士：赖斯 利特尔，乔治 沃思和赖斯 莫菲特在市领导的请求下，开始寻求一种推进和平的方式。首先，他们和城里面被包围的南军部队将军联络，可是他对协商解决方案的态度暧昧，一月26日，第二次和平的努力也没有成功。接着，传教士们担负起更加艰难的工作，试图接洽了控制了江阴要塞的北军部队指挥官。一月27日，在城里代表团的陪同下，传教士们举着红十字旗帜，沿着北城墙外的小路寻找朴将军。他们突然发觉自己置身于准备进攻的俄罗斯士兵和城墙上防御的机关枪火网之间，这些和平使者差一点丧命。他们和俄罗斯士兵一起急忙低头，掩护自己，俄兵的指挥官领着代表团去见朴将军，传教士们和市领导哀求朴停止向城里进攻，并提出他们可以把和平条件带到南军指挥王将军那里。朴将军在那里草拟了一封信，概述了他的条件，经过几天的犹豫之后，王将军同意休战和会见他的对手。
停战谈判在布道站内赖斯 利特尔家中举行的，从28日到30日持续了三天。朴将军和王将军相对坐在长桌的两端，各自的副官们坐在长桌子的两边，全副武装的士兵在门外站岗。六名传教士和一名城里绅士的代表，离副官们座位远一些，沿着墙坐着，观察着但不参加谈判。经过几轮冗长的会议和一次朴，王将军在单独房间的秘密会晤之后，双方同意了投降的条件。一月30日，朴将军感谢主人们的款待，抱起赖斯 莫菲特的小女儿玛莎，吻了她的面颊，然后离开布道站，穿过东门城门，进入城内正式接受王将军的投降。后者带着他缴械的士兵，交了1万5千两银子后撤离江阴城。三个月后一场企图挑起的战火差一点点燃。一群北部将军留下来镇守要塞的炮兵在忠于职守上发生了问题，他们阴谋让直隶派重新控制要塞，一支北军的先遣队突然袭击并包围了蠢蠢欲动的叛乱分子，江阴要塞又恢复平静。
整个时间不长的两军冲突中，传教士们在地方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是双方都可信任的唯一人选，他们的场地提供了最佳的中立环境，他们的存在保证了使者的安全。传教士们和两位使用他们布道站的地方达成停战协议的将军们发展了诚挚的关系。此时此刻，北军的指挥官对沃思说，“我知道你们传教士为什么到这里来以及你们为我们百姓所做的一切。想到我们在这里彼此杀戮而你们千方百计去拯救尽量多的老百姓，真是令我羞愧！”战败的南部将军告诉他的主人们他打算退役后，带着他的金钱和战利品来到布道站定居，但是传教士们坚定地回绝了他主动表白的意向。
战争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传教士们掌握的救济管理的领导权。战争期间，士兵的抢掠十分野蛮，炮轰和枪击导致大量的毁坏。撤退的军队和征服的军队都驻扎在城内平民的家中。他们偷窃居民值钱的东西和毁坏居民的财产。许多店铺关了门，张贴着告示，称：“货物掠尽，无法营业。”。另一方面，邮局里忙得不可开交，士兵们带来了装着掠物的包裹寄给家乡的亲人们。
许多江阴居民无家可归，被剥夺了生计。中国红十字协会和传教士们一起分发救济物品，照料伤员，清理废墟。分发国家和省里拨下的救济金的任务委托传教士们来处理。或许这样才可以保证钱到达最需要的人们手中。不过，必须指出传教士们似乎把大部分的救济款发到了基督徒家庭去了。
传教士在这场危机中采取了重要方式来保护和帮助江阴民众，地方绅士们对此表示感激。他们盛宴招待布道站人员，赠送他们许多礼物，例如盾形徽章，图画和丝绸卷轴。纪念石凳安置在女子学校，在男子学校里挖了一口井并命名“思源”。也许最重要，最有象征意义的是绅士们于1925年四月参加了布道站三十周年庆祝大会。江阴教育协会主动同意教会使用城中央的公共娱乐场地。北军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开展军事训练，他们暂时停止军训，让给布道站进行持续一周的庆祝盛会和布道集会。江阴教会从苏州的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那里借来了大帐篷，并用船航运经过运河运到江阴，然后把它竖立起来。这个大帐篷可以容纳1000多客人就座。在通往操场的入口上方。点缀着大量衬作背景的纸花，凸显出白色的汉字“江阴基督教长老会三十周年纪念”。入口内侧，设立了来宾登记屋，里面悬挂着大批江阴的团体和个人赠送的书写着贺辞的卷轴。
会议的第一天，四月7日完全交给了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大批城市贤达，包括地方官员排队鱼贯而入大帐篷，一群警察护送着他们的贺礼。詹姆斯 布鲁斯特学校的铜管乐队吹奏“敲锣打鼓欢迎您”，一支民乐队演奏“喜洋洋”，中西两类器乐声音的对比下，迎接着贵宾们的到来。绅士们赠送一块约一英尺高，四英尺长的银匾，上面镌刻着（赖斯利特尔从汉语译成的英语）：孔子曰：“得仁“；孟子曰：“取义”。成功而不求赞扬，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三十年艰苦耕耘，仰望十字架。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来到江阴宣扬真理，陈述上帝的目的是拯救全世界，建立学校，启蒙民众；创办医院，治病救人；扶助动摇者，照顾年幼者，看护危难者，帮助贫穷者。这样的组织没有一处不显现爱人之心。地方社区遭遇灾难之际，教会的领袖们无惧自身安危，竭尽力量带来和平，百姓的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借此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恭恭敬敬地将这块银匾献给兴旺发达的教会，作为我们永久纪念的标志。
礼品赠送仪式结束后，布道站人员简短地回顾了教会在传道，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其中还穿插了音乐演出。午餐供应给大批来自农村的基督徒和许多城里的宾客。接着开始了宗教游行，其中包括男校铜管乐队的吹奏和数百名学生捧着礼品到布道站的大院里。一周的其余日子里，都是宗教集会：上午基督徒的崇拜仪式，下午是针对还没信主的群众举办的布道讲座。
1926年，显现江阴人民感激和尊敬之情的标志是把从城市东门通往布道站的泥泞小路铺筑成石板路。这象征着布道站更加直接纳入城市民众的生活之中。这项工程耗资2000美元，全部由一位江阴城里最富裕的市民个人出资的。为了表彰布道站最近对江阴幸福安康的贡献，这条石板路命名为“和平路”，以作永远的提醒。镌刻的石碑（安放在医院的一个房间里）和这条铺设的石板路一直是布道站在江阴社会中地位的有形见证。对赖斯 利特尔和对 R.A.哈顿的在天之灵（作为一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于1917年逝世）而言，赠与布道站的荣誉肯定证明了他们30年前的努力没有白费，那时绅士们的反对和一个曲折的阴谋导致他们疲于奔命。
也许与他们和平斡旋做出的贡献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布道站于1925年的晚些时候，在沃思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的价值对布道站和江阴，证明是无法估量的。来自城内一家日报的记者，每天早上来到布道站收听来自上海的汉语新闻广播（晚上有英语广播），记者把使人感兴趣的新闻刊登在报纸上，并附上“新闻广播摘要”的标题。同时，布道站的人员把每日新闻，摘要后分发到男校和女校。这台收音机不仅可以收到上海的广播，还可接收到日本和马尼拉的广播，这就为布道站提供了更多外部世界的最新消息，而不仅仅限制于地方报刊上提供的那些内容了。传教士们还喜欢关于这个时代的准确信息，他们还欣赏和聆听收音机里播发的音乐会和礼拜布道。
1925年30周年庆祝期间，江阴布道站达到了在华工作的顶峰。此时此刻，分配到布道站的人数之多，是空前绝后的。光就教会人员的数量而言，整个PCUS（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海外布道的成果也在1925年达到了战前的高峰，而且教会有经济实力赞助江阴的23名传教人员。4名严格限于布道工作，9名从事教育工作，5名在医院工作，一名会计，两名教士的妻子，暂时照料幼小的孩童，两名在美国休假。另外，还有25名中国的传道人员协助外国人开展工作。牧师（本堂牧师），福音传播人，圣经妇女，叫卖圣经的商人（分发基督教小册子的流动商人），大约有1000名受过洗的基督徒和几乎相同数量的慕道者参加遍及江阴地区的4个有组织的礼拜堂和16个乡村礼拜堂的礼拜仪式。东门的教会医院医治了成千上万病人，位于中心站的中学招收了近400名男孩和女孩。初级学校由乡村礼拜堂开设，教授约300名学生。圣经学校培训了约40名妇女，基督教布道站的威望和影响力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在对共和国初期江阴布道站以及它的成就作出判断时，应该指出，传教士们对于中国东道主社会的服务能力一部分取决于他们是外国人这个特殊的身份。虽然没有美国军队或其他外国军队直接驻扎在江阴的附近地区，这样的军队却存在离江阴不远的上海和其他大城市里。在长江水域巡逻的外国炮艇也可到江阴来提升传教士们的声望和权威。1893—43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后外国人获得的条约特权，在20年代，国民革命风暴期间，他们及时使用了这些特权，像信天翁那样挂在传教士们的脖子上。 许多在华的美国教士和在美国本土的各派别的教会事实上都斥责这种特权，支持中国政府修改条约的要求。然而，假如他们没有自己国家政府的保护，传教士们就不可能在当地中国社会扮演保护者角色的。
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暂时让江阴传教士，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同事一样，撤离江阴布道站到比较安全的上海或其他口岸城市。许多传教士返回了江阴，但是他们和中国民众，中国基督徒以及非信徒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再也不可能像1912—1925年那样在地方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了。在共和国初期。特殊的混合环境---政治的无序，外国条约特权的存留，对西方思潮的开放---激励基督教教士们作出人道主义援助并让中国人民接受。江阴的传教士们在许多场合抓住机遇帮助中国的百姓，他们在和平斡旋，提供庇护，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所做出的世俗的努力，确立了他们和布道站在当地社会中成为备受尊重的人物和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