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97年底，江阴布道站确实从“老虎的掌爪下回来了”。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兴趣日益高涨保证了江阴布道站财产和人员的补充。在到访的南方长老会海外布道秘书撒母耳 H切斯特的提议下，华中布道团决定放弃距离江阴以南25英里的无锡站（它于1895年开始布道活动的），把那里的人员和建筑资金转移到江阴，使江阴成为坚强的布道站。
从无锡转移到江阴的人员中包括乔治 沃思医生和他的夫人；麦克吉尼斯一家三口：雅各 麦克吉尼斯牧师，他孀居的姐姐安娜 赛科斯和他们的母亲玛丽（人们尊称她麦克吉尼斯妈妈）；R.A.哈顿，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麦克吉尼斯牧师的妹妹茱莉亚 麦克吉尼斯，后来与1897年又结婚了。江阴布道站的其他开拓者，赖斯 利特尔和苏州教区的汉斯 杜波斯牧师的女儿，波琳 杜波斯于1896年结婚，可惜她于1897年7月去世。
随着无锡人员的补充，江阴布道站兴旺起来了。乔治 沃思承担了医疗任务，雅各 麦克吉尼斯和利特尔开展巡回布道工作，哈顿负责为布道站增建房屋。和前任知县相比，新任知县对教士们友好得多，他帮助他们购置需要的土地来建造扩充住宅。
在叙述江阴布道站在宣教，医疗和以后的教育方面发展之前，有必要描述一下在华布道领域的组织结构。一个地区的控制中心是位于城市或城镇的布道站，它享受治外法权的保护，配备几位传教士和数目不少的中国助手。典型的标志是布道站的院墙围绕着具有西方风格的教士住宅，礼拜堂，诊疗所或医院和一所学校。
一位历史学家把布道站描述为“前哨战”，在陌生的环境中“家庭般的卫生和舒适，提供了远离困扰的安全感和精神上的避风港湾。”在江阴从事教育工作的安德鲁 阿里森把他在中国的环境叙述为“有一部分是可怕的居住环境---但是我们教士和中国助手们居住的地方并没有完全隔绝和封闭。”查理 沃思把他到乡村巡回布道返回布道站比喻作“从地狱到天堂的旅行。”
如果布道站是座“前哨站”，那么教士住宅外面临街的礼拜堂，它位于民众聚集的战略要区，可视作为“滩头阵地”。教士们在那里散发福音传单，宣讲福音来吸引信主的民众。南方长老会的先驱杜波斯牧师是这么描述传教士进入异教区域的
“临街的礼拜堂是传教士的堡垒。他们在那里向敌人兵营发射子弹和炮火；在堡垒里，他们捍卫着真理；在学校里，他们传授天国的要义；在家庭中，他们热爱生活；在圣坛上，他们献上活祭；在礼拜堂，他们敬拜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在宝座上，他们主宰愚昧人的心灵；在欢乐地土地上，他们享受着和造物主的交通；在锡安山上，他们唱着甜美的赞歌；在天国的门前，天使在上下飞翔。”
杜波斯这里运用的富有战斗性的想象手法，在布道文学中常常见到的。1891年举行的第一届学生海外布道志愿者运动大会上，一位演说家向全体代表发出呼吁:“这是一次军事会议，我们聚集在统帅的幕帐之中。。。，这里有他的下属，有各部门的首领；有下级军官，这里也有军队的志愿者。”杜波斯这篇充满想象的著名文章写于1920年，刊登在在华出版的一本研究布道发展的书中，该书的标题是“基督教遍及中国”。
西方教士们定期走出.相对安全的城内的布道站和临街的礼拜堂，冒险深入周围的农村，在那里建立了分站。因此，在小集镇和村庄里，出现了草根聚会点。独立的中国基督教礼拜堂诞生了。一位中国的牧师主持当地的宗教聚会，至少自给自足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虽然他们不能像城里的牧师那样开展精心策划，费用昂贵的宗教活动。巡回布道，人们这么称呼教士们的乡村活动，是乡村聚会和城里中心站主要的联系方式。
江阴布道站是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坐落于县城东门外的中心布道站控制着城外东，西和南方集镇的布道分站和聚会点，形成一个网络。城内有组织的信众在礼拜堂做礼拜，分站有一名常驻的传教士，但是聚会点没有常驻的传教士。少数其他乡镇和村庄里没有组织起来的信徒们到附近的分站或聚会点去做礼拜直到他们愿意正式地组织起来。这些聚会，包括有常驻传教士的集会都是在中心布道站指导下开展的布道运动的组成部分。只有地方教会在财力方面能够自给自足，它才得以成为自治的独立教会。
江阴布道站重新开展活动后，1897年无锡的传教士调过来了，它的人员扩充了。三位牧师（哈顿，利特尔和麦克吉尼斯）走遍江阴村庄，宣教和散发福音传单。在城里面，他们经常到茶社，庙宇，集市场，拥挤的街角和公共活动场所。他们访问的特殊地方就是江阴监狱。1898年，利特尔从地方长官那里获准在大墙后面对囚犯们进行宣教活动。大约十名囚犯聚集在一间小屋里听外国传教士的布道。一些囚徒是知识分子，这促使利特尔留下一些福音手册。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利特尔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定期地访问监狱（女囚犯和男囚犯隔离开，分别由女牧师向她们传福音）。监狱的负责人总是欢迎传教士的来访，因为正如查理 沃思 后来叙述，“我们去那里宣讲法律和规则。”他们在物质上也很关心我们，为我们提供食宿。
在城外的布道活动中，利特尔负责西片，麦克负责南片而哈顿负责东片。义和团运动期间，麦克离开江阴后，利特尔把南片也添加到他的巡回布道活动中了。安娜 赛克斯协助利特尔在妇女和儿童中开展工作。根据中国的传统风俗“男女授受不亲”。
教士们的要求得到批准后，农村的布道分站建立起来了。生活在边远小镇或乡村的基督教先驱和慕道人（那些声称对福音感兴趣并学习圣经以便成为基督徒）经常要到中心站或已建立了的分站参加几个礼拜的侍奉或特别的宗教会议。随着信教人数的增多，他们就有足够的财力开办自己的礼拜堂。他们在当地租赁或得到批准使用一座房屋。最初的传道设备通常由一位比较富裕的基督教皈依者捐助的。随着教会人数继续增加，通过认捐运动用募集到的资金去购买土地建造更大更持久的建筑。
江阴最早的聚会点建立在三家里村，一座离城以东12英里的小村庄。1897年，村里一位年轻人开始定期徒步到江阴参加主日礼拜。几个月后，三家里村的慕道人增加到10人。江阴的传教士决定派一名助手去村里主持礼拜仪式并在精神需要方面帮助他们。慕道人起初租了一幢三间的房子，租期5年作为他们的礼拜堂，其中一人作财产担保人，即四分之三的租金以后由其他慕道人支付。1902年房屋租赁到期后，他们用自己劳动所得和部分捐款建立了一座新房子。总投资800美元的房屋造价中，除了江阴要塞的德国军事教官约翰 鲁詹思上尉捐了50美元以外，外国人还捐了多少已经无据可查了。
一个可做比较的福音传播发展模式出现在峭岐，江阴以南10英里的集镇。起初，当地信众和慕道人租了一大间房屋作教室，后来在附近又租了间房屋供女慕道人分别聚会使用。到1914年，集会发动募捐要建造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楼下是有三百个座位的礼拜堂和教室，楼上供传教士和老师居住。500美元总造价的三分之二有参加聚会的85名信徒和20名慕道人承担，剩余的费用由传教士捐助。到了11月份，一座崭新的，样式壮丽的教堂出现在峭岐。中心站新建的男生学校的铜管乐队专程下来，吹吹打打庆祝三天，完全吸引住大批好奇的旁观者。传教士和地方训教士开展宣教活动，选举了地方教会的领导人。十位婴儿受洗归主。
农村是大机遇也是大挑战。一开始，城里的民众不太愿意接受福音。只有在世俗方面（藉着提供医疗，教育和维护和平等方面）传教士们证明他们在城里取得了成功。然而在农村，1899年赖斯 利特尔写道，“朴实的农村人。。。不像上层阶级那样在罪中顽固。。。他们更乐意听福音，对福音作出衷心的相应。可是和这些被踩在脚下的农民们一起工作，会产生畏葸不前的念头。”利特尔和朋友登上花山，鸟瞰江阴乡村的景色，酝酿着乡村巨大的挑战，“一种压力伴随着强烈的渴望涌上心头，当我想起这些芸芸众生不幸的处境。。。这也许是真正的死亡之地，但这是。。。精神上的死亡之地，只有上帝圣灵可以唤醒他们，带他们进入新生命和公义之中。”
然而，几年以后，利特尔和他的同事们才得以把他们唤醒“死亡之地“的伟大前景在布道中显现出来。1899年和1900年期间，义和团成员对在华的外国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是在北方省份。江阴蒙受的威胁不算严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长江流域的总督们认定不能容忍对洋人的攻击。内地的传教士们，为小心起见，撤离了布道站。赖斯 利特尔，安娜 赛科斯和她的小女儿五月份离开江阴回国度假了。剩下的人员（哈顿夫妇，沃思夫妇，玛丽 麦克吉尼斯和她的儿子雅各）不久以后也撤离江阴基地了。教士们曾请求一位可信任的中国朋友经常到茶馆去打听消息。那朋友六月份警告他们，为了安全起见，是离开的时候了。他们离开布道站去乘坐长江上开往上海的轮船时，一场暴风雨迫使他们躲进一家农舍寻求暂时的庇护。一群”大鼻子“的外国人突然来到让农舍里的人们大吃一惊。直到沃思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儿子用汉语和他们聊天，他们才放下心来。
江阴的布道工作在一位中国牧师的带领下继续开展。赖斯1900年返回中国，并且又结了婚。在驻沪美国总领事的允许下，那年秋天他两度访问了江阴。他发现，虽然有谣言和威胁的标语，江阴地区没有发生一起暴力事件。大多数的中国信徒仍旧忠心可靠，他们没有重蹈覆辙再去拜偶像。他汇报说，有些信徒度安息日时比较松懈。1901年一月，利特尔夫妇返回江阴。伊拉（前杭州教区的伊拉 戴维森）是义和团起义之后第一位获准返回内地的妇女。哈顿夫妇于九月也回来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寿终正寝，排外气氛也逐渐消散了。传教士们全方位地扩展他们的工作：布道工作，医疗工作和教育工作。几年后，一位来访者在总结他的访问记时写道，“江阴布道站正沿着宣教的方向奋勇前进。”
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布道工作在江阴地区扩展迅速，尤其是在农村的布道分站。它们一开始就超过了江阴中心站所取得的成就。东片在哈顿牧师的关心下，发展得最快。另一位单身妇女瑞达 卓罗曼于1904年加入布道团帮助乡村工作。两位中国的传教士也开始和哈顿一起巡回布道。赖斯逐渐把他的主要时间花在城内的布道上和照料中央站的日常事务上，仅仅去他曾经工作过的几个村镇开展巡回布道。1903年，江阴地区教会成员总数是92人，和138名慕道人。1905年，信徒增加到156名和823名慕道人。那一年，圣餐领受者的大多数来自江阴地区的七个乡村布道分站，而东门布道站新组织的教会中记录在册者只有14名（不到百分之十）。这种趋势在随后的两年里继续着。1907年，汇报的数字是298名信徒（中心站有67名，占百分之二十二）和839名慕道人。
这些年来，乡村教会的迅速发展和中心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引起了站里两位主要成员哈顿和利特尔之间的摩擦。农村里太多的不称职的慕道人被负责乡村布道分站的哈顿介绍成为教会成员。哈顿在教训和赢得大量慕道人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功，他因此声名鹊起。然而他的成功似乎是采取了不严格把关的态度接纳人们入教的。1907年，哈顿出版了一本标题为“福音真理大纲”的教义问答集。书评者注意到这是一本用非常浅显的汉语写成的书，仅仅对那些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人有些用处。这本初级读本可能是作者根据他传道实践写成的。这也可以印证了他的同事的抱怨，大多数的皈依者对福音知识一点都不理解。1908年，华中布道团终于讨论了这件事并决定把布顿调到苏州去工作，由赖斯 莫菲特代替布顿在江阴工作。布道团还派遣了一个官方代表团抵江阴帮助整顿和重组江阴站的布道工作。在来到江阴的最初几年里，莫菲特清理他前任的工作，人们引用他的话说，“最初的十年里，我们清理的人多于我们接纳的人。”
赖斯 莫菲特是八个兄弟中的长子，他的父亲在佛吉尼亚州当牧师。他曾经想成为一名海外的传教士，可是鉴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接受海外布道的职务。不过，他和他的妻子已做好准备让他们的孩子去海外布道。他的六个孩子最终来到中国当传教士。1902年，赖斯 莫菲特毕业于里彻蒙德联合神学院，并且和约翰 莱顿 斯图尔特一起在南方长老会的教会里工作。斯图尔特是他神学院读书时的同宿舍的室友，后来任美国驻华大使，以确保海外布道人员的招募和物质方面的援助。他们成为了亲密朋友。1904年，他们一起举行婚礼和新奥尔良州的罗德姊妹结婚，然后去中国旅行。斯图尔特分配在杭州，莫菲特在苏州工作了四年，然后调到江阴并且在江阴度过了他传道生涯的余生。
莫菲特立刻引入的变化之一就是所有的外国和中国传教人员每月一次的大聚会。这些聚会，毫无疑问“目的是从严接纳教会人员的手续程序”。聚会往往要开三天。每季度中，一次月会在中心站举行，其余的月会分别在不同的乡村布道分站举行。在中心站举行月会，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查经和祈祷；而在农村时，早晨查经和祈祷，白天的时间全部开展布道，下午传教士们分三或四组访问周边农村信主的家庭，晚上他们在地方礼拜堂或茶馆布道。
一开始，江阴的女慕道人寥寥无几（只占1905年人数的百分之九）。瑞达 卓罗曼和安娜 赛克斯和农村妇女一起工作，但仅仅取得有限的成功。1906年里有一段时期，传教士们宣布如果男子不传教福音给家里的女眷或不鼓励妇女来礼拜堂侍奉，就不能被接纳成为基督徒。这个策略是否奏效，却不得而知。此时此刻，伊拉 利特尔决定打开位于布道站里的她家的大门，欢迎那些寻找福音教诲的妇女和姑娘。大约有50名城里的和来自附近村庄的妇女和姑娘开始参加下午学习班。一些是每天都来，另一些是每周来两三次或不定期地来学习。每天班级的出勤率是25到30人次。上午伊拉和利特尔训练三位妇女和几位年龄大些的来自信主家庭的姑娘，她们帮助伊拉开展下午学习班的教学工作。
江阴的妇女们接受基督教教训的兴趣日益高涨，促使伊拉 利特尔寻找一幢单独使用的建筑。1907年，她租赁到一间房子，开设了华中布道团的第一所女子圣经寄宿学校：女子威利穆尔培训学校。寄宿生们再这里进行四年系统的学习，目的是到南京的一所无宗派偏见的圣经学校再开始高等神学学习。一份1910年的报告中记载了16到18名女寄宿生和大约75名学生不定期地参加下午的圣经学习班并接受其他科目，如数学，地理和写作的学习。瑞达 卓罗曼和另外两位中国妇女协助利特尔工作。
在医疗领域，乔治 沃思调到江阴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哈顿牧师曾经主持的诊疗工作，如今在训练有素的内科医生手中朝着系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样地变化遍及中国的布道团。典型的例子是，布道站开创初期，它仅仅用一家租来的屋子当诊疗所，提供有限的医疗，作为传道工作的辅助手段。随着布道站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土地，站里也添置了更多的设备，那么专业的医疗工作者将必须承担医疗的责任了。乔治 沃思还强调了在这些新建的医院里必须遵循的规章和整洁。这么做不但对提供适当的医疗环境非常重要，而且如彼得 巴克指出的，“去建立一个病人可以学习成为健康公民和好基督徒的场所也是很重要的。”
同时，江阴布道站提供的医疗服务变得最直观，最持久，那里传教士们的努力最值得赞扬。通过如此这般的努力，沃思成为江阴布道站两位高级传教士之一，他在江阴民众眼中，是最受尊敬的人。他与江阴的联系长达四十年。在这里我们将重点阐述他的，而不是其他传教士的，生平和所做出的贡献。
乔治 沃思1867年出生于北卡罗林纳州的慧明顿，他来自于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杰出的南方长老会家庭（他出生时，他的祖父乔纳森 沃思 任北卡州州长）。他在家乡对辉煌而又舒适的职业生涯抱着光明的憧憬。然而，在上世纪末，他把自己奉献给神，在中国，一个被战争，瘟疫和贫穷困扰的国家，做传道人，过着艰苦的生活。什么促使这位慧明顿的年轻人把他的医疗服务从北卡州东部的凯普菲尔河边转移到中国东部长江下游地区？
传教士们响应“召唤”，一个神圣的启示引领他们过着侍奉主的生活，像约翰 赫尔赛所描写在华布道经历的史诗般小说“召唤”里的主人公戴维 特瑞杜普那样。在参加了由海外布道学生志愿者运动主办的一系列宗教集会后，许多青年决心从事布道工作。海外布道学生志愿者运动是在大学校际基督教青年会（YMCA）赞助下于1888年成立的团体。该组织提出 “在这一代人中把福音传遍全球！” 的挑战激励了千上万的青年。
对沃思来说，启示的源泉是相同的。他在1884年参加了YMCA赞助的布道大会。大会在坐落于切珀尔山丘的北卡大学的古老礼拜堂举行的。在那里，沃思决心成为一名基督教海外军团的一兵，如他后来所言，“心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当时沃思只有17岁，他参加了宾汉姆军事学院，一所位于麦伯尼小镇的著名的预科学校，离大学仅30英里。身着军服，端坐着，全神贯注地倾听牧师向百余名年青听众发出的挑战“扪心自问一个严肃的问题，惟有 神来做见证，你们在座的中间有没有理由不能成为一名医学院出身的传教士？”沃思紧握座位的木制扶手，陷入沉思足足两分钟。会议结束后，他转过身，面对着他的好朋友，也是宾汉姆军事学院的同学，赖斯 利特尔，“我已经找到了终身的事业。”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沃思为他心甘情愿选择的职业做准备。他进入北卡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积极参加学生志愿者运动并于1889—1900年度当选为YMCA的主席。1877年YMCA建立了第一批大学分部。在世纪交替期间，这些大学分部已经成为校园最受欢迎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它们承担着后来由学生组织和学生会提供的管理和服务功能。
沃思和后来也上北卡大学的利特尔在YMCA初期就被挑选出来，因为他们都被公认为是能够使YMCA从一开始就成为大学里真正的一部分和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的年轻人。沃思帮助在他的家乡建立了一支YMCA分部。在1889年YMCA的年会上，沃思公开地宣布了他要成为一名医学传道人，这是他几年前在大学的礼拜堂里所下的决心。从北卡大学毕业后，他去弗吉尼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医学。
1895年沃思做好了接受海外布道任务的准备，于是他的注意力转向寻找一位终身伴侣上面。在那些日子里，海外布道委员会要求男教士带着他的妻子进入海外的布道地区。有一位妻子不仅是传道人的伴侣，还可以有助于把基督教信息带给东道国的妇女和儿童。四月份沃思宣布他和儿时青梅竹马的伙伴艾玛 查德鲍订婚了。艾玛也公开宣布决心献身海外的布道事业。1895年五月底，两人在慧明顿第一长老会教堂举行了婚礼。两天后，伉俪双双离开家乡远赴中国，耳边萦绕着送别聚会上弟兄们亲切的话别声。
最初，沃思把目光投向非洲，这是美国少数民族的家乡。他们的后裔发现他们的生活已和南方白肤色美国人的生活以错综复杂方式缠结在一起了。沃思一出生时，就由一位他非常喜爱的黑人奶妈把他抚养长大的。不过后来他的布道战线转移到了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海外布道活动的中心。正如一位学生志愿者运动的创建者指出，“在那些日子里，中国是目标，是北斗星，是吸引我们的磁铁石。”奇妙的是，基督教在华的布道热潮支持着历史悠久的孔夫子观念，孔夫子视中国为“中央王国”，宇宙的中心。
就这样，受南方长老会布道委员会的派遣，沃思夫妇来到了无锡并开设了一家诊疗所。一位中国基督教医生歇业去做获利更大的轮船生意了，就把他的诊所和医疗设备租给了新来的外国人。沃思接替了他的医疗工作，而且自己的工作也变得顺手起来了。沃思行医时，身着中式服装，头戴一顶瓜皮帽，帽子后面拖着用头发编织的长辫子。当地人似乎愿意帮助他和病人交流，虽然有时候无锡的民众冲着他吐出这样恶毒的绰号，“走狗”和“洋鬼子”。
江阴布道站和无锡布道站的合并让沃思和赖斯 利特尔，这一对从预科学校和大学时代开始的好朋友重相逢。北卡大学毕业后，利特尔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神学，接着于1895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道。两位朋友早已经决心共同献身中国的布道事业。但是，他们的计划最初受到些挫折，因为沃思分配在无锡而利特尔分在江阴。1897年，他们愉快地在江阴会合并且一起工作直到四十年后沃思逝世为止。
沃思在江阴的医疗服务一开始并不顺利，他在租赁的屋子里匆匆草创了一家诊疗所，仅可容纳约15名病人。屋子的结构很脆弱，一位鸦片鬼曾经把屋子的墙踢倒，然后逃跑了。起初为病人提供免费的治疗和药品来吸引顾客和潜在的教徒。如果病人乐意听传道，还可获取一份免费餐。后来，付得起医疗费的病人所交费用占诊所开销的四分之三。病人带来了自己的寝具，衣裳和食物（通常食用的）。亲戚和朋友陪伴他们，照顾他们，为他们煮饭。这些做法安慰了身处陌生环境的病人，也融入了传统中国人对家庭的亲情。这也给传教士们提供了向一个家庭网络而不是个人传福音的机会。
在世纪交替时期的中国，配制西药的某些变化是不可改变的。许多中国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很快就相信了谣言，即外国医生从事着邪恶的医疗实践。1896年江阴骚乱以后，形势有些平静下来了。然而，沃思也遇到一些恼人的时刻，这些时刻尤其和外科手术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外科既没有高度发展，也不受人尊重。病人往往到了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才求助于外科手术。倘若病人在医生手术时死亡，愤怒的死者亲戚或许要采取报复行为。沃思尽量排除这类麻烦，他要求病人家属签下一份合同，以便发生了极端的后果时，他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最初阶段，他还在公共场合进行各种各样的手术来表明外科手术没有肢解病人身体的任何部位。曾经，在一次公开的手术中，由于使用了麻醉氯仿发生的反应，病人的心脏暂时停止了跳动。不久以后，目睹这次手术并误解其中原因的邻居们带了一具女尸到医生跟前来，请求他让女尸起死回生。
1900年，鉴于义和团运动的威胁，沃思夫妇也撤离江阴。他们留下来即将完工的屋子。这是他们用乔治父亲提供的资金建造的家。他们不在江阴期间屋子完工了，但一直没有人居住直到他们1903年11月重返江阴。诊所的医疗服务，从1897年开张以来，每年吸引大量的病人，在这段时间也停止开业行医了。沃思夫妇被迫离开江阴后，就返回美国开始他们第一次的休假。
乔治 沃思抓住这次返回北卡州的机会，制定了计划来提升江阴地区医疗器械的档次，并使这个计划的实施俱备坚实的财经保障。他说服了慧明顿长老会妇女后勤部为江阴的医疗事业的发展完全肩负起财务的重任。1889年，在第一长老会礼拜堂举行的第二次年度大会上，后勤部和江阴，尤其是和乔治 沃思开始了联系。那年春天，沃思在慧明顿的一次YMCA会议上，他宣布了要成为医疗传教士的决心，并在大会上发了言。他未来的妻子，艾玛 查德鲍在同一次会议上也公开表明投身布道工作中。1895年，他们结婚并且作为来自慧明顿长老会的第一批传教士远赴中国时，后勤部的妇女们自然对他们的精神报有强烈的兴趣。
在他们 1901—03年的休假中，沃思夫妇在1902年和1903年的妇女后勤部的年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江阴基督教医院建设的迫切性和极大地机遇。沃思，在1904年给第一长老会的威尔斯博士的信中，描绘了他的规划并建议，“用捐助的款项设立一个基金将极大地推动这里的工作，而不仅仅去支持添置摇床。。。我渴望我们的教会和长老会能够承担这份工作。运用他们的手段是容易办成的。这是一件迫切需要做的事。“这封信在1904年的年会上宣读。沃思的主意落到了肥沃的土地上。
后勤部藉着在随后的两年中出售80股股份，每股50美元，募集到4，000美元。捐助者可以得到特别的证书。沃思在上海复印了一张他和中国的农民在破旧的，摇摇欲坠的诊疗所前的照片。基金的募集人希望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参加募捐。让大家明白医院的建设和它持续的发展和募捐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伊利萨 墨菲，后勤部委派的医院基金代理人解释道，“我们不希望只有少数人向基金募捐，我们希望来自尽可能多教会的尽可能多的信众应该在这次捐助中尽一份力量。如果医院在江阴建成时，持股人将代表着长老会中的每一个宗教团体，这个主意就圆满成功了。”在另一个场合，墨菲叙述了后勤部和江阴医院的关系是“共同负轭的伙伴”---两边都套上了挽具，同心协力，同当重任，共同争取成功
带着妇女后勤部的财政支持，沃思夫妇返回江阴为医院的建设制定计划。新的设施包括一间诊疗所，一间候诊室和一所礼拜堂。1905年，布道站在东门外靠近原来房产的地方又购买了两亩土地。翌年，他们和当地的木匠签订了合同：沿着流经布道站的运河建造一幢二层楼的医院。在建设新医院的期间，沃思继续在城里租借地诊所外面行医。1905—06年间，就诊病人的数量有点减少。可能是抗议美国的排外法令，抵制购买美国货物的原因，当地居民和外国人接触时犹犹豫豫。但是布道站平安无事，没有传来骚乱的消息。不过沃思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把用于教学目的的人体骨骼移交给了地方官员，避免引起1896年骚乱的诬告死灰复燃。
新建成医院的汉语名称是“好消息医院”（福音医院），它于1907年正式开始运行并且迅速成为江阴布道机构的中心。城里的一些精英人士也开始来接受它的医疗服务。沃思成功地治愈了一位官员的孙女儿，其他官员也把他们的下属送来戒鸦片的毒瘾。医院的礼拜堂当时是举行东门布道站基督教集会的唯一场所。1907年在那里主办了南方基督教长老会在华长老们的第一次年会。医院入口的阅览室里陈列着基督教传教小手册，杂志和圣经。中国的医务人员中包括男性牧师和一名经过培训的“圣经妇女”向病人传扬基督教的信息。除了直接的邀人入教以外，医疗服务本身也代表了，如一位传道人提到的，“展示了福音的仁慈和上帝对人类的怜悯。”
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乔治沃思有制订了另外的计划，请求美国家乡的支持者提供更多的资金。1907年，江阴医院开张后，在他第二次休假期间，沃思解释了所需资金未来的用途。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年需要25美元来添置供病人住院时使用的一张摇床。医院里共需要25张摇床，也就是说每年共需要625美元（这数字包括医药费用，材料费和护工的工资）。 还有500美元一笔支出需要用来购置一些家具和建造两间安置患接触性传染病病人的隔离病房。最后。沃思请求后勤部提供资金在医院建造分离的，配备产科设备的女病房，费用估计需要2500美元，而且显然以适当的方法募集到了。可是2000美元在江阴却用在其他的医院工程项目上了。因为当地政府禁止布道站购买其他土地建造女病房。最后，布道站决定凑合着使用现有的医院设备，在医院后面留下一块空地以便将来可以建造女病房。
添置摇床的资金来自另一个渠道：长老会的青年会。这是隶属妇女后勤部管辖的一个社团。1902年，后备部指派一位代理人去协调这些社团工作并组织了额外的“群”，人们这么称呼这些社团的。在1903年后勤部的年会上，当时存在的12支青年“群”各自为沃思计划的江阴医院的提供一张摇床的资金。年轻人用这种方式在他们的上级组织组织相同活动的前一年就投身于江阴医院的募捐活动中。有些社团自称是“沃思群”来认可沃思医生和他在医疗事业上的贡献。到1913年，长老会中拥有32支青年“群”，他们在过去的11年里共为摇床募捐约4000美元。
新医院开张不久，差一点被一场大火烧毁。1909年初，一月四号凌晨时分，人们看见浓烟从窗户和房檐下涌出，不久火焰吞噬了整个下面的一层楼。报火警的铜锣敲响了。布道站员工感谢邻居们和城里官员对这场危机的迅速反应。八到十辆消防车从城里赶到失火现场。每台消防车配备一只可装40加仑水的箱子，水箱上面安装着一只双柄气泵和喷嘴（但是没有水龙带扩大它的灭火范围）。布道站员工，朋友们和邻居们全力以赴连续奋战两小时，用水桶，马口铁罐子，编制的密封篮子等物，艰难地从附近运河里舀水起扑灭大火。还有许多人跑到现场来围观，县长和警长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来到现场以防止局势失控。终于，医院的损失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医院当年五月重新开始运营。
沃思1910年第三次回美国汇报江阴医院的工作并且为医院进一步的扩充制定计划。必须指出，在当时，乃至未来的几年里，整个地区仅存在这一家医院，甚至周边地区的民众也到站里来求医。1910年，医院治疗了7100名门诊病人和160民住院病人。住院病人（如果付得起费用的话）一天付6美分作为住院费。那一年，医院迎来了第一位中国的内科医生，名叫王万博得浙江人。（根据他的姓，传教士们叫他国王医生，Dr King）.在世纪之初，王万博已成为了基督徒，在苏州一家教会医院学医，沃思夫妇休假期间，就邀请他来江阴暂时顶替沃思医生。
王医生的加盟给沃思向他的赞助人提出了的迫切要求增加了砝码---又一位永久的医生登记注册了。“他是一名迫切需要的的人才，”沃思解释道，“他希望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医疗事业上。医疗服务将满足他崇高的愿望和发挥他最大的才能。”沃思还希望建立一间手术室和添置一些外科器械，以及尚未建造完工的妇女病房。所有这一切需要6000美元，不包括其他医生的工资，才能满足沃思的规划要求。几年后，妇女后勤部和一位富裕的成员设法募集到这笔急需的款项。后勤部还承担了一名医生的工资支出，这位医生1913年派到江阴来协助沃思工作的。
江阴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比较缓慢。1905年，教会的教育发生了大兴旺。那一年，中国政府废除了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的传统教育/考试制度。这就迫切需要聚焦现代学科（在许多情况下是西方学科），新的教育体系和新的学说。1906年，布道站租借和修理了一幢小房子用来创建一所寄宿生学校，接受了15名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孩子入学。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多，一些非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孩子也被录取了。但是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孩子占绝大多数。赖斯 利特尔负责管理学校，教授基督教教义和体育锻炼。根据他和沃思多年前在北卡宾汉姆学校的士兵手册，利特尔实行了一套军事纪律。一位中国的神学院学生教授西方科学，一位中国的学者教授“地方书籍”（不知属那个范畴）并辅导学生练习汉字的书法。他们还介绍学生上一些工艺课，教导他们尊重体力劳动。学习宗教的教义是课程表的一部分，所有的学生都要参加晨祷和晚祷。
一开始，学校里教汉语，尽管伊拉 利特尔使用英式罗马拼音帮助学生学习汉语。后来在布道领域，学校渐渐不使用英语了。支持学校里应该使用英语的人说，中国学生想学习英语，学好英语可以更加便利地接触到基督教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很少翻译成汉语的）。反对者说花费在英语学习的时间多了，就减少了花费在其他学科上的时间，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很生疏，结果使中国青年欧化了（非本土化了）。其他人害怕学生们熟练掌握了英语后，可能会放弃他们对基督教的兴趣，“飞翔到”（“跳槽到”）大城市去寻找挣大钱的工作。
最后，中国的学生要求学习英语，大多数的教会学校，至少在高年级班级，都开设了英语课程。在江阴，英语教学推迟到辛亥革命之后才开始。然而，一位在男生学校读书的学生抱怨老师教英语时敷衍马虎。他还说他和他的同学毕业后，与英语教得认真的学校毕业生相比较。他们英语的熟练程度比别人要落后两年。
几乎同时，女生学校也开设了。伊拉 利特尔开始要集中精力在布道站的妇女和姑娘的教育上。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她起初在家里教学，后来开设了寄宿圣经学校，1909年，年轻的女孩子也可以作为寄宿生入学学习了。女孩子在校接受和男孩子一样的教育，除了以外，女孩子还学习家务活（如编织），而男孩子学习从事工业化的作业。
起初，江阴的学校被视为教会机构了。早期的布道运动担心学校可能从基础的传道工作中抽出必要地物质和人力资源。现在，这种担忧已经为教育青年的要求让路了。年轻人会影响他们家庭中对基督教抱有抵触情绪或漠不关心的成年人。学校还融合了“社会福音”方法去宣传原来在礼拜堂宣扬的基督教教义。没有过度强调拯救个人的灵魂，“：“现代主义者”（人们这么称呼社会福音的信徒们）借助行善事，例如办学校，开医院和救济机构来谋求社会的彻底变革。这样的变革将产生一种氛围拥护福音的传播和民众皈依基督教。
医疗服务方面也是如此，这种新的布道哲学理念导致医疗器械的补充，医学专业的扩展。正式的专业医务人员取代了牧师和他们的妻子的看病开药。牧师的妻子们在学校里担任些临时的教学工作。利特尔认为在江阴他们租借来开设男生和女生学校的房子以及里面的教学设备都不充足，也不能和城里面中国人开设的学校相媲美。当亨利 F 威廉斯，海外布道执行委员会代表四月份在画中布道团巡回访问时，江阴的教会竭力向他强调有必要为男生建造一幢大一些的房子，另外为女生建造一幢房子，为的是让她们和女子圣经学校分开。
恰恰就在那个时刻，江阴的传教士们一无所知，在他们的家乡北卡罗利纳州解决他们问题的工作正在进行中。詹姆斯 斯普鲁特，慧明顿最勤勉最富有的公民，第一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自1909年2月份起，和布道运动开始了持续的慈善联系。那个月，斯普鲁特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查斯顿市第一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一起参加了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举行的南方长老会信徒布道运动的开幕大会。在会议期间。许多人的演讲，尤其是罗伯特 斯匹的演讲使他备受鼓舞。当场保证为海外布道事业捐款一万美元。肯贝尔 华特，无宗派信徒布道运动的发起人和秘书长催促斯普鲁特把他的捐款直接用来支持韩国新建的布道站，并为同一个布道站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接下去的那个月里，斯普鲁特和华特，以及和伯明翰大会主席通信联系，讨论了华特建议的长处和优点。华特尤其关注和强调未来为布道事业提供的财政援助必须用来对特定领域的充分栽培。
最终斯普鲁特接受了华特的方案但是他决定把他的捐款重点放在中国而不是韩国，放在第一基督教长老会长期赞助的江阴布道站，在那里他的朋友乔治 沃思创立了一所医院。1909年3月31日，斯普鲁特开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交给第一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作为的“一份对江阴布道站特别奉献”。在向通报华特时，斯普鲁特确认这笔资金不可以看作是普通的捐款而是专门用来建造男生和女生学校的以便培养当地的传播基督教助手的特别捐款。而且，斯普鲁特还将为这个项目进一步捐款，“由于我个人和它们有了联系，我对这些学校感兴趣。”
斯普鲁特对教育事业的兴趣产生于他坚信基督教的价值必须通过学校来传输以便防止基督教文明的崩溃。在他晚年评论到投资学校建设时，斯普鲁特认为“如果一个学校的课程不包括基督教教义的教诲，如果一个学校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坚定地运用神的原理，那么这个学校就没有任何的价值。”男生学校校长赖斯 利特尔完全赞同斯普鲁特的观点。在他撰写的介绍江阴学校的小册子中，他叙述道，“宣讲福音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必须是每一个显而易见具有教育实质的的基督教单位的主旋律。”
当利特尔夫妇听到詹姆斯 斯普鲁特一万美元的馈赠是，他们又惊又喜。这笔资金和他们请求建造的两幢新房子的预算准确吻合。对他们来说，斯普鲁特独立的预期决定验证了他们祈祷的功效和一位神圣的上帝运行的作用。资金到位后，布道站建造了两幢坚固的学校校舍，附着红白镶边的暗灰砖石结构的二层楼是男生学校，于1910年四月竣工。但是，女生学校的校舍推迟到1911年才得以完工，这是由于传教士们在购买男生学校附近用来建造女生学校的土地时遇到了麻烦。
从一开始起，赖斯 利特尔让斯普鲁特始终了解学校建造的进展过程。早些时候，他还寄给斯普鲁特一份建筑师建造图纸的副本。1909年，当问及到给学校起合适的名字时，斯普鲁特要求两所学校以他和他妻子的名字命名。在学校入口处上方的石块上用英语镌刻着詹姆斯斯普鲁特男生学校 和劳拉 墨奇森 斯普鲁特女子学校，同样也镌刻着它们的中文校名：励实学校和辅实女校。赞助者的画像陈列着学校内；老师将斯普鲁特写给利特尔和乔治 沃思的信朗读给学生们听。劳拉 斯普鲁特和伊拉 利特尔于1916年逝世后，她们的铜质纪念匾悬挂在女子学校的礼堂里。显然这是一个经典的范例，展现信徒布道运动组织一直发扬的布道募捐中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是扩展世界基督教宣教最有成效的方式。
随着新设备的到位，江阴教会发出呼吁招募新老师来协助利特尔夫妇的工作。安德鲁 阿里森，拥有杜兰大学教育硕士学位以及在美国有6年教学和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他是一位杰出的鸟类学者），于1910年9月抵达江阴负责詹姆斯 斯普鲁特男生学校的工作。同年的早些时候，嘉丽 莱娜 莫菲特，赖斯 莫菲特的妹妹，从苏州过来协助伊拉 利特尔管理圣经妇女学校和劳拉 墨奇森 斯普鲁特女子学校。那年秋天，47名男生和26名女生注册入学。
江阴布道站一直扩建的势头暂时被中国的土地法规所遏制。1903年中美条约中有一条款赋予传教士在大清王朝的任何地方有权力租借土地或房子。可是在1909年，布道站听说一份官方告示宣布在江阴要塞四英里的范围之内，禁止外国人买卖土地。布道站当时拥有的财产距离要塞仅2公里，却不受任何影响，不过布道站不可以再添置新的地产了。
政府为此告示辩解称政府计划在位于长江以南大约四英里的低矮丘陵上再建造一些要塞。公告的目的是让这个军事区域和外国人的财产不发生任何关系。布道站向知县提出抗议，知县无权并处理这桩事，他很不情愿地把外国人的抱怨呈递给南京总督张仁军（？）。美国驻北京使团，被要求去调查词事件时，主张政府的公告不应该违犯任何签订的条约。
布道站转向华中布道团寻求帮助，希望布道团请求中国政府确保江阴布道站财产的拥有权，而且在规定的土地法之外破例允许布道站购买紧靠目前房产的另外5英亩土地。如果这个请求遭遇否决，江阴布道站请求华中布道团让政府允许和帮助他们去常州找到一块适合建造新布道站的土地。随后，华中布道团把这些请求转呈给上海总领事瓦德尔博士。博士对江阴布道站面临的困难表示同情。他于1910年6月访问了江阴布道站，了解了具体情况并且和城里的高级政府官员和军事领导人讨论了这个问题。瓦德尔博士还会晤了城内名流的领袖，对传教士们最有影响的支持者，郑先生。郑先生曾经任清王朝的监察员，而且和张总督是姻亲关系。他向瓦德尔建议请总督派名全权代表来审理此事。如果全权代表来了，郑将利用他的影响力确保布道站的要求得到满足。
总督答应派一名全权代表并在发给总领事的信中声称限制外国人土地买卖之事是他的前任满洲人端方所为。端方已于1909年6月调任到直隶省去了。12月下旬，来江阴办公差的全权代表在有郑先生安排的宴席上听说了传教士土地买卖这件事。传教士们现在决定“以当地礼拜堂的名义”请求购买土地，希望以此避免外国人土地买卖点纠纷。但是，在推翻清王朝之前，官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辛亥革命之后，土地限购令废除了，在短短的几年里，江阴布道站经历了建设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