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论调可谓不绝于耳。但众多沦者多是从现实主义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有强大的实力，所以能推行帝国主义。而美国兰德公司2002年出版的罗伯特·卡普兰《武士政治学：为什么领袖需要异教徒品质》(下称《武》)一书，则从道德伦理出发，从修昔底德、孙子、马基雅弗里到瞿布斯、丘吉尔，纵古论今，最终得出结论：适度的霸权是追求国际局势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今天只有美国能在全球达到如此成就，试图证明帝国主义在道德上的合理性，为美国领导者推行“全面性帝国”政策提供意识形态原动力。

《武》书对冷战后时代国际社会的矛盾有独特见解。卡普兰在过去20年中足迹遍布撒哈拉沙漠、巴尔于和中东地区，对世界上最动荡地区的问题有切身体会。他认为2I世纪的人类社会面临三大最严重的挑战：(1)民粹运动与高科技的结合。20世纪的罪恶源于乌托邦理想对民粹运动的利用，21世纪的动荡可能肇始于民粹运动对民主化的利用，只不过这次是由宗教信仰激发，凭借信息革命而势力更强罢了。近年来，在印尼、巴基斯坦、埃及、约旦河西岸地区，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宗教和族群团体，受民主化的影响，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挑起动乱。(2)失衡的未来世界。全球化创造出两大阶级，即企业暴发户和新兴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在价值观上必然会产生激烈冲突，而伊斯兰基本教义则予后者提供了道德上和心理上的安慰。当精英们大谈全球化时，与宗教和第三世界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阶级斗争却已悄然而生。(3)不按牌理出牌的未来战争。在信息时代，一部移动电话和一包裂变物就能使人的力量大增，同时美国的军事优势决定了新敌人不会采用原先的作战概念，他们不再按牌理出牌，而是出其不意地攻击美国最脆弱的地方。由于不受国际惯例和价值体系的约束，这些新敌人，如恐怖分子和网络罪犯实力大增。未来的敌人行动迅速简捷，既不会留下文书线索，也不会引来大众侧目，较可能发生的是生化版的珍珠港事件。目前，美国正处在太空探险和卫星部署技术的关键时期，估计到2025年时，20%的美国经济将与太空相关。到那时，全球各地的软件设计人员将为总公司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设计并管理这些高科技产品，这可能引发目前仍无法命名的新的犯罪。由于上述三大问题的存在，在21世纪卜半叶，20世纪的那些不安定因素还会扩散。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秩序重建。

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他看问题总是看最黑暗的一面，因而《武》书中许多论断都是建立在片面基础上的。首先，卡普兰认识到了21世纪国际社会存在的尖锐矛盾，但却试图从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寻找出普遍适用的理论，把解决局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当作普遍方法，忽略了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两大问题，是时代的主题。尽管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动荡不安，但二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总体上没有发生世界性的战争，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各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美国与其主要盟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的关系却相继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再也难以用敌人和朋友这样简单的词汇来描述了。卡普兰没有看到国际关系的这种主流趋势，而把局部战争和恐怖主义当作了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故而主张用帝国主义的铁拳对国际社会实行专制管理。

其次，卡普兰为推销帝国论，树立了一个靶子，即基督教价值观，认为是它阻碍了美国推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武》的副标题是“为什么领袖需要异教徒品质”，指的就是众多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其中主要是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其实，这些理论并不是异教徒特有的，而是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推行的对外政策，存在于历史上的各个文明之中，当然也包括基督教文明。作者称此为异教徒品质，就是想将其与基督教文明形成明显对比。同样，对帝国主义的质疑并不是基督教文明的本质特征，而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卡普兰避实就虚，选择r一个极易打倒的草靶子。

第三，卡普兰在捕捉现实和历史共同性的时候，低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重大因素，忽视了“发展变化是永恒的”这一真理。他认为，从第一波农业文明推进到第二波、第三波，人类文明在技术层面上有了很大进步，“全球化”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但在争夺资源的思维模式上，几千年来却没有太多的改变。人性的脆弱是造成政治祸福的主因，为了避免政治厄运，美国必须回归现实主义。作者最欣赏丘吉尔和里根两人在必要时刻展示权力、反对姑息，因而避免了国际厄运；认为世界仍然循着孙子、马基雅弗里的逻辑在运作，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种族、文化差异会愈加凸显，世界变得更危险、更极端。实际上在现实社会，矛盾的一方面是传统威胁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国与国之间日益不愿发生大规模冲突二这表现在近年来世界形势上，即是局部地区动荡不安，但总体上大国之间都建立了合作关系。这应当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总趋势。

第四，卡普兰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评估一项政策的好坏在于它的结果，而不论其动机和手段。在这里，卡普兰摆出了丘吉尔、马基雅弗里的事例。1899年出版的丘吉尔所著的大部头历史书《河流战争》，讲述了19世纪末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史。丘吉尔认为：荣誉根植于结局的道德性，殖民政策光明磊落，当年英国领导人不顾舆论反对，通过武力干预创造的尼罗河秩序对国际和平贡献至大；一个国家一旦没有斗争或引发斗争的不安全感，国家就会趋于颓废，如当罗马帝国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征服、没有别的敌人可以摧毁时，国家追求权力的欲望便由艺术取而代之，终致衰败。马基雅弗里‘意大利政治学家)认为：政策好坏要从结果来判定；若效果不彰，就是无德。浮沉宦海的马基雅弗里所信服的是冷酷、实用，但未必是非道德的异端德行。其实，这个古老的观点早就被现代政治学理论否定，程序的合法性、合理性受到普遍尊重，这也是美国被迫把伊拉克问题提到联合国讨论的原因。

第五，卡普兰认为，为了凝聚民族力量，美化历史是光荣的。他举了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的《汉尼拔战争》为例。此书是古代版的爱国主义，主张以自己的国家、旗帜和历史为荣，爱国情操和极端牺牲的事例在书中俯拾即是。这里提供了典型的爱国美德形象和我们这个时代急需的宝贵教训。李维以旁观者清的态度，洞察人类的热情和动机，指出我们面对敌人所需要的气魄，必须源于对自己、对历史和成就的自尊。美化过去非但不可耻，反而是件值得推崇的事。事实上，美化历史是一种愚民政策，真正的民族自信心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深刻反思历史，这样的民族凝聚力是很可怕的。

正是基于上述几个有缺陷的论断，《武》书认为美国应当不顾现代文明对帝国论的批判，要有点异教徒的品质，断然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卡普兰自己也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理论是逆潮流而动，因而在书中提出一系列改良方案，让美国成为适应时代变化的帝国，推行约瑟夫·奈所称的“软性帝国”，以使美国的帝国政策能顺利实施。首先，实行美国领导下的“全球治理”：卡普兰认为，从中国汉朝可看出全球趋势，汉朝并没有进行一元化的统治，而是代表多民族、分封制宗室与诸侯割据制度的大和谐局面。战国群雄经历多次战争的同时，经文化和官僚制度的整合，演变成更大格局的多元制度。如果把古代中国看作是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小宇宙，不难看出21世纪与汉初大致相同：从“战国时代”大冲突和混乱状态中浮现出新的全球制度。因此，出现松散的全球治理机制，以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如中国和美国)发生大战，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从历史来看，国际社会每个重大举措，都是单一强权支配的结果，这一情况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美国是创建这一机制的国家。其次，美国强权若要维持久远，就得以原始的利他主义为动力，提升全球社会的利他行为。但是，美国须维持爱国主义作为军事后盾，待新兴全球文明形成后，这种爱国主义也许会自动退潮。但创造全球文明的过程未必完全民主，需要美国行使霸权的整合机制。冷战的胜利使美国不仅有机会扩大北约，而且有更大格局的发展，只有美国可以设定未来国际社会的条件。第三，美国重拾帝国主义，是因为帝国主义最能保护少数民族和受侵略民族。尽管美国有反帝国主义的传统，在公开论述中批判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目前却己经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北约在波黑的行动除了帝国主义保护属国外还有什么？正是美国在波黑的行动，保护了那里的弱小民族克族。这种由美国主导的非传统的帝国，有其弱点，也有其弹性。约瑟夫’奈称此为“柔性美国霸权”。孙子则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因为“无形”则无所不在，为敌之所不能攻，美国霸权亦应如此，它的运作应是一个移动的政体。

显而易见，卡普兰看好汉朝推行的“诸侯制”，在中央政府下设立有相当大自治权的诸侯辖区。美国就相当于汉朝的中央政府，其他各国是美国统辖下的诸侯，各国要服从美国的指导，美国也将最大限度地维护其他各国的多元性。在这个问题上，一向从现实主义出发的卡普兰转而倾向理想主义，认为各国和谐相处是可能的，并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教条。我们知道，汉朝的分封制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及其针对中央政府的叛乱当中央政府强大的时候，地方诸侯都不敢生事，一旦中央政府力不从心的时候.各地诸侯便纷纷闹事。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根据美国保守主义者的估计，美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国家，但仍没有强大到其他各国都服从美国管辖的地步。因此，美国必须与别国进行利益交换，以使别国支持自己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