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4月，一群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们在城市中央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在那里准备庆祝在江阴布道13周年。庆祝活动本身不值得多作评论，在华布道的工作中，这个布道站并不是先驱。事实上，它相当晚的时候才建立的。而且站里也不没有什么著名的宗教人士。

这个庆祝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城内的社会贤达，包括“市长”和许多杰出的商界人士和学者都参加了庆祝活动，并且送给传教士许多礼物，称赞他们为城镇福利事业做出的贡献。在当时中国排外情绪十分盛行的氛围中，这些外国人是如何赢得赞誉和尊敬的呢？

这个故事很动人，并且经仔细研究后，见证了位于太平洋东岸的江苏省江阴市的这支布道站的生活情况。然而这个站的历史不仅仅是一则动人的故事。对于这个典型的美国教会社团的深入研究，如果把江阴地方史放在国内国际的历史框架中，它可以更广泛地反映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半个世纪的重大变革中，美国与中国互动的本质。

 在这段有限的研究范围内，我关心的焦点是这支社会团体是否以及用什么手段去适应中国当地的社会。正如开场白所述，江阴的传教士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了。但是他们的成功，我可以证明，是通过某些世俗的活动而不是通过他们寻求传播的福音获得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20世纪在华的布道活动非常成功，世俗活动的开展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这项研究起始于一项公共教育规划的延伸。许多年前，我帮助组织这个规划，它是关于北卡罗利那州和中国在历史上的联系和交往。我很快意识到在检讨美中关系时，非常珍贵的，重要的，尚未发掘的档案资源和人事资源就在手边。而且许多当年的经历者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所以保存他们的记忆中的内容和相关文件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我逐渐重点关注江阴布道站，因为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传教士，有些还活着。也可以从档案里和私人手中获取一些该布道站的详细记录。除了传讲福音外，该布道站还有教育和医疗的功能。我们不仅可以从美国人的视角，也可以从中国人的视角审视这段历史。

江阴布道站属于南方长老会管辖（美国长老会PCUS）.有关美国在华布道的研究，大多数人注重北方教会推行的布道工作，他们使用的资料来源于美国海外布道专家委员会的文件。南方长老会通常被忽略了。然而，南方长老会中丰富的档案资源，个人和机构的资源，特别是和江阴布道站关联的资源，对全面研究江阴布道站的生活，提供了保证。而且，在中国令人瞩目的变化中，它当时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部分。

早在美国内战时，南方长老会就与北方长老会分道扬镳了，并组成了自己的海外布道处。1866年，PCUS董事会派遣第一批传教士到海外传福音，也包括中国。PCUS是最小的美洲大陆新教教会之一，也是最后进军海外传福音的教会之一，但是它逐渐扮演起海外布道的主要角色。1907年，各教会派别一致同意授命南方长老会负责若干国家中指定区域的布道工作。这些地区总计人口2千5百万。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在海外派遣传教士的数量上，在资助海外传教士的财政数目上（大约平均每人1.5美元），在美国9个主要的新教教会里，按个人奉献的标准，南方长老会名列前茅。PCUS传教士人员配置和财政投资大多数在中国。在长江流域下游的江苏省建立了14个布道站。，PCUS将中国划分为两大块布道区。根据长江天堑划分为苏北布道区和华中布道区，江阴布道站隶属后者管辖。

我的研究重点放在布道站和传教士方面。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所持的态度；他们和中国人民的关系-----19世纪末的反洋教暴乱；1911年的清王朝覆灭；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北伐战争；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和20世纪40年代后期共产党的伟大胜利。传教士们位于美国和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渗入中国的风口浪尖。结果，他们首当其冲地体验中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对这种渗入的反应。

对江阴布道站的调查研究引起许多涉及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例如，作为社会改革和推进现代化力量的西方人所扮演的角色；基督教教义对中国的生活的侵蚀作用；基督教布道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国排斥基督教和排外情绪的增长；外国人使用和滥用治外法权的特权；公共事业机构（教会，医院和学校）的权力从西方人手中移交到华人手中；在华的布道工作在美国人对华的态度和对教会组织方面产生的影响。

江阴的传教士们面临20世纪中国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做出对应？他们的基督教信义怎样被接受的？他们的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是什么？面对政治和社会的动荡，他们的工作做出怎样的调整？在接待他们的当地社会生活中还起什么样的作用？，除了布道之外，他们为该国还作出其他什么贡献？最终他们完成了什么任务？

这些问题看起来或许具有种族优越感和以布道为中心。然而，迄今为止，探究在华布道的重要意义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西方的显学。而且，中国人也开始认真思考现代中国社会中，基督教布道运动的本质。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视其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而加以排斥。在后--毛时代的开放时期，政府的注意力转向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中国的学者们正在尝试评价基督教布道对现代中国发展做出的贡献。

这里讲述的故事主要来源于布道工作，包括对几位江阴传教士的采访，传教士的个人文件，布道期刊上出版的江阴布道站的报告，私人信件，所有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寄回家的流通函件和南方长老会海外布道委员会的档案材料。而且，我们也不缺乏来自中国的资料。在过去的10年中，一系列的文章出版在汉语杂志“江阴文史资料”上，其中一些文章的作者是亲历布道工作的中国人，他们追述布道站的历史和其编制，评价了它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发现了更多的关于江阴布道站的汉语资料，而且还用来填补了在华布道的记录。必须注意到，这些传教士们也许是最有知识，最有前瞻性的在华外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讲流利的汉语（通常是当地方言）。和外国商人或政府官员不同，他们与小城镇，小村庄里的中国人经常保持联系，而不是仅限于通商口岸的往来。如果仔细梳理的话，这些布道资料还可以为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传道活动范围内的一幅丰富，亲切的社会和政治画卷。

在北卡卡罗利那州，慧明顿是的第一家长老会教会，在那里，发现了一套有价值的资料。江阴布道站和该教会保持了长达50多年的特殊联系。江阴布道站的先驱之一，乔治 沃尔斯就是慧明顿人，而且是北卡州州长的孙子。雅各 斯普特，教会长老和富有成就的纺织商人，一直是江阴布道站的主要资助人。教会的妇女后勤部和慧明顿其他教会通力合作，不知疲倦地募集兴建和管理江阴福音医院所需的资金。事实上，慧明顿教会是南方长老会中第一家承担起在华具体布道工作责任的教会。江阴教会被视为北卡长老会的“精神儿女”。与支持在华布道工作相媲美的是，它细心地保存着所有和布道有关的材料。包括登载在周刊上的传教士信件和妇女后勤部会议的备忘录。

传教士们的家书中提及到的这个国家，他们试图在催生出重大意识形态和文化变革的这个国家遇到众多棘手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自从1800年以来，西方对华渗人而产生并日趋恶化的。在英国人的率领下，西方的贸易者打开了中国市场，在那里寻求商业和政治利益。紧随其后，来了世俗的和宗教的布道团，鼓吹西方的价值观。大约在19世纪初，中国国内的困难日益增多。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的能力，管理者的渎职和腐败加剧了潜在的，一触即发的险恶形势。中国政府面临典型的“内乱外侮”的局面，终于导致了清王朝的垮台。到了20世纪中叶，中国又面临一系列的危机。

在军事上，中国蒙受了“鸦片战争”中败在外国人手下的第一场失败。所谓的““鸦片战争”

是由于英国人坚持维护他们在毒品上的高额利润从而和清朝政府突然发生的摩擦。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控制着华西大部分地区十多年。打那以后，此起彼伏的小起义使得政府忐忑不安好一阵子。同时，国际事件迫使清政府和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日本进行战争。结果，到了19世纪末，外国人强迫中国满清政府俯首帖耳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的条约，从而获取巨大的利益，这些条约包括：外国人有居住在某些城市的权力；有驻扎军队保护外购侨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权力；拥有中国法律的豁免权（治外法权）；有控制商品进口的浮动关税；有传播基督教的权力。

在理性上，中国的一些领袖们开始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根源（一般指儒学虽然一些知识界思潮从中汲取营养）产生质疑。他们质疑用传统方式驾驭中国安全地越过现代疾风暴雨的能力。幻想破灭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西方价值观的导航灯。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后来概括为“科学和民主“，以及形形色色的”主义“。例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更加猛烈，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达到了高潮。

在政治上，汉族人（作为民族身份的区别）开始质疑政府的合法性。一些原因是清政府以满族人为领袖（满族人于1644年征服了中国，创建了满清王朝）；另一些原因是这是个不顺应时代潮流的独裁政府，及至19世纪末期，却又自相矛盾地虚弱到不能保护自己的国家和提供有效地统治。被中国长期视为附属国，而且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邻国日本，以其强劲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让中国看上去情况更加糟糕。而且日本的模式为中国的改革者提供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改革方案。这种努力在1911年达到了顶峰，这一年，旧的帝国统治被推翻，建立在民主体制上的崭新形式的政府成立了。

然而，新时代的黎明并非玫瑰色的。脆弱的共和制屈服于军事强人（军阀），这些军阀不是误用共和制，而是把他们的条规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直到北伐革命军消灭了他们为止。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了两个政治革命组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这两个政党彼此竞争，有时是和平竞争，但大多数情况下诉诸武力。彼此都寻找民族的责任，统一国家，恢复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令人尊敬的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合法地位。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夺取了政权，可是他总不能够彻底消灭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威胁---共产党。

整个这段时期，外国在华势力保持强劲势头。日本扩张它的范围，终于在另一场战争（1937—1945）吞噬了中国。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卷入国际冲突。中日战争严重地损坏了中国的经济，撕裂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日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国共之间再次爆发的内战。结果，1949年，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且将帝国主义的势力从这个国家赶出去，其中也包括了在华工作近一个半世纪的所有基督教布道成员。

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位于浩荡的长江南岸的江阴市，顺流而下，离上海约100英里。命名这城市的两个汉字，字面上的意思是“江之阴”，说明这这城市位于“阴”面，根据中国传统的阴/阳宇宙学，“阴”指的是江河的南面或阴面。乘客们坐汽轮到达江中央，转移到渡船上，渡船送他们到北岸的平台，他们在那里租小船过江抵达江阴。1926年后，旅行到江阴更便捷了。长江的南岸建造了一座平台，乘客们可以直接从汽轮下来抵达江阴岸。江阴南面距离最近的城市是无锡，你可以乘船航行在纵横交错的运河到达无锡。江阴城是当地的首府，政府机构（衙门）设立在那里，地区的长官（知县）在里面办公。外国人称知县“市长”。共和国初建的几十年中，江阴城里人口约60万，分布在大约50座小集镇和约5，000座村落里。县城本身约有5万居民。

江阴的形状似长方形，长30英里。宽15英里。它是一个富裕的农业区，生产稻米，黄豆，棉花和蚕丝。江阴大地上平坦的田野由丘陵山脉包围着，这些山脉朝东南上海方向延伸。一位传教士弗吉尼 黎曾经描述了想象中的鸟瞰江阴景色的画面，“若站在高山顶上（花山或鸡公山），金色的稻谷田和绿色的桑树林纵横交错在广袤的平原上，平原上绣织着清清的运河水。真是赏心悦目。”从远处眺望，运河水波光粼粼，可是它也产生一些问题。河水从长江引入，运河水往往因太多的淤泥而泛黄和变稠。通往无锡的主要运河航道大约每隔10年疏浚一次；小运河大约5年疏浚一次。长江水位迅速上涨时，许多运河就泛滥，一些村庄受淹，水上住宅不能通过桥孔。

10世纪以来，江阴一直视为长江上游的战略要冲，防御海上的攻击。尽管它离海洋还有些距离，人们还是称之为“长江入口”，因为长江东流，第一次在这个地方收窄（约宽1英里）。明朝时期（1368---1643），政府加固城墙，沿江修筑壁垒；1640年明朝的效忠者在城里，凭借这些防御工事，向进攻的清军发起猛烈但最终无效的抵抗。清朝政府和它的后继统治者在20世纪进一步加固城市的防御工事，使之成为华中的军事要塞。石块和砖头筑成的城墙30米高，墙的内侧有10—25英尺的护坡支撑着。

城墙的北面，在沿江的山丘上修筑了要塞，江边的山丘拔地而起，高达几百米。要塞有2000到3000士兵驻防，配有口径6英寸，81英寸和12英寸的火炮，士兵们在水上训练以便指挥水上交通，这些火炮也可以指向城内，而且偶尔采取过如此措施，把城市当作控制要塞军队的人质。江边要塞脚下，泊锚着许多的战船。由于它的战略位置，现代中国历史上，江阴城经常是兵家交火的中心地带。

江阴布道站成立于1895年，坐落在城外，东门附近。其他布道站的建筑物都在一道大墙后面，江阴布道站和他们不同，每座建筑都有一道墙围住，和其他的建筑隔开。50多年以来，江阴站规模和范围一致在扩充，除了几次不明朗的政治形势时，暂时停顿下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布道工作完全停止了。

在探索江阴布道站以及它和江阴社会关系的微观世界过程中，这项研究揭示了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以前美国在中国上演的一个插曲。